“西南经验”里的族群与国家

文|丁慧倩

“西南经验”里的族群与国家-出版人杂志官网在读过许多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之后,《历史人类学小丛书》这套小书对于以读书为业的人来说,是可以重新找回阅读乐趣的机会。说是“小书”,因为小且薄,一两日就能从头读到尾。但“小书”讲的大故事,一本一本讲的都是中国复杂的历史,读的人轻松惬意、收获满满,写的人却是积多年之功,倾情相授。

其中,温春来教授的《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一书是《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的延续。作者在新书里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将西南“夷人”的故事从王朝国家延伸到民族国家。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框架下没有其他非汉族类的生存空间,他们面临自己既非汉族也非满、蒙、回、藏少数民族的尴尬境遇。以曲木藏尧为开始,李仕安为结束,身份各异的“夷人”在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型塑出一个西南民族的轮廓面貌,将自己的族类身份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嵌在一起。作者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本书确实讲了一段有温度的历史。带着这份温度回到破碎的文本记述,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些“夷人”精英不断创造自己身份所依凭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资源。

西南民族研究一直是民族史研究的热点所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争相在这个舞台上展演自己对民族、历史乃至国家的理解。这本书研究的地域在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那里是“无国家之地”(Zomia),生活于其中的居民掌握了不被统治的艺术,主动选择逃离政权的控制;而本书的作者则认为这里一直有“国家”形态的政权存在,西南“娄素”的“国家传统”及其与四川凉山“诺苏”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云、贵、川地区在历史时期即存在着跨地域、大空间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宋明理学发展了小宗之法,宗族伦理庶民化使家谱的编纂变得普遍,从此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由谱牒构建的世界里。那么今天的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在一个由族群分类构建的世界里呢?

本书没有纠结于群体“自我指属”(self-ascription)主观意识对族群形成所起的作用,而是讨论了西南“国家传统”在维系身份认同方面的意义。作者指出西南的君长国早已族群化,“国家传统”的存在是西南人群共同想象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西南国家传统的族群性”使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夷人”精英的近代民族建构成为可能。

作者将西南的君长国称为“国家”,意在强调政权架构的存在。从普遍意义上说,小政权与大国家性质相同。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人群都曾经有过或一直存在“国家”的形态。在王朝国家及政权的范围内讨论族群,或者反过来说在族群发展的维度上思考历史上的“国家”,历史学和民族学、人类学一起从族群出发,行至此处分道扬镳,历史学以中国的实际经验为基础讨论人们身份建构的原因、动力、途径和意义。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族群的建构与国家的建构有怎样的关联?这样与族群相关联的“国家”与民族国家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探讨这些问题,是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求索中国传统大一统格局的性质及其形成的民间基础。

如果要追问中国的民族国家从哪里开始,又走在怎样的一条路上,我们需要回归历史本源,即历史是由一个个具有能动性的人和人群创造的。本书的写作并不局限于展现大一统国家的多样性,而是从实际的历史经验出发,在充分关注了人或者人群的主体性之后,讨论族群共同体演化的复杂过程。

历史以过去的光辉照耀未来。回到当下,或许我们还需要关注民族身份的户籍化,以及以户籍所代表的血系传承为边界的民族认同再创造。西南地区的历史仍在延续,人们的生活在历史铺设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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