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长对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文|黄立新

高质量出版的前提是要解决一系列的认识问题。

一位社长对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出版人杂志官网什么是我们想要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出版人众说纷纭的话题。高质量出版的前提是要解决一系列的认识问题,如传播和传承的问题、体量和质量的问题、规模和效益的问题、排名和实际影响力的问题、使命驱动和利益驱动的问题等等。

重新回到阅读者的“阅读”生活中

阅读是一种“姿态”,看书不是阅读,用书也不是阅读。记得在前两年,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叫《读书是自己的事情》。众所周知,葛教授是当今难得被誉为“通人”的一位学者,但是他也感慨,“身心俱疲,少读了很多书”。虽然他一年中“至少八成读书时间,在各处看文献”,但是,跟他少时的“抄书时代”相比,现在很难那么认真,很难体会到那种“乐趣”。尽管我认为这是葛教授的谦虚之言,但是,他的话,却为我们指出了“阅读”概念的细微差别:不是每一种读书都可以被叫做“阅读”。

而我们做出版,就是要更多地在能够算得着“阅读”的这部分图书出版领域努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在类似工具书、项目书、教科书这些实用性的图书出版上努力,而是说作为一个出版的“追求”,我们不应该仅仅只停留在“用”的这个层面。我们是要在“用”的前提下,进入“精神阅读”层面。这种“阅读”是一个独特的概念,这种概念尽管不好定义,但是它的状态是可以描绘的,也就是葛兆光教授所说的那种:读书所需要的那种闲适、深思和沉潜。

那么,我们倒回来看,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阅读”群体?我倾向于乐观。很简单,“富而后教”,现在的阅读群体并没有所谓因为其他的消遣方式而萎缩,且各个门类都在扩大。我们不要拿社科和文学比,拿学术和少儿比。我们应该拿社科和“好的社科”比,拿文学和“好的文学”比,拿学术和“好的学术”比,拿少儿和“好的少儿”比。然后,你会发现,前者在减少,而后者在增加。不是市场在萎缩,而是低能效产品的市场在萎缩,而大家对“好的”要求,在日益提高。“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要打造高质量的出版。也只有这样,我们琢磨什么是“好的”,在这样的阅读群体中,我们才有可能回归阅读者的阅读生活中。

知识当“每转益进”,新闻重“广而告之”

高质量出版的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当然是我们要能够认识什么是“高”,然后才能“保质保量”,而这个加起来,实际就是对“价值”的尊重。对价值的尊重,起码有两个向度的意义:一个是横向的,即以现在为坐标原点,上下左右,它的价值几许。另一个是纵向的,也以现在为坐标原点,它是否可与经典为友?是否可以为后人立言?这两个要求都很高,达成很难。我们退而求其次,看看在它之后,如果同领域、同话题、同场域,是否需要它作为“参考”?或者说,它是否有资格作为“参考”?所以,面对“高质量”这个高要求,我们必定考虑它的“每转益进”。我们的出版,是不是为文化或者文明,哪怕仅仅是知识,增加了“一点一滴”?这一点,我认为是“高质量出版”中的应有之义,甚至是最重要的地方。因此,“高”是第一位的,关键考验我们的判断力。这和新闻、媒体,完全不同。媒体讲求时效性,要快;还讲求广播度,要受众广。因为对新闻、媒体来讲,这两点是完成使命的最关键要素。但是,书籍绝不是在这两点上不断突破。不是说这样突破了不好,而是首要任务并不在突破这两点。出版业的底线是不可被媒体“同质化”,不能成为媒体的附庸,甚至变成次一级的“一种”媒体。出版在这个新媒体时代,要保持住它自己独有的价值,否则,出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作者的“历史生命”是从“书籍”开始的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大家认为出版已不再重要,专著会越来越没有人写,因为花的时间周期太长。而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地方都是以论文作为基本的考核指标。随着专业化的知识转型,也确实越来越不需要专著。一个小圈子,大家也都看得懂,互相传阅,一样不会影响成果的发表,以及一个人的行业地位。

但是,我又常常在想,一个作者的学术生命,当然是在业内,但是他的历史生命呢?想来想去,还是出版。只有最后出版成“书”,只要有“书”这个物质载体,它的价值就会始终存在,只是是否被发现,待发掘。哪怕一本书,只印了3000册、300册,只要存在,或许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就有被发现的可能。一个学者的历史生命,时时让我强烈感到,是从它成“书”面世那一刻,走进读者,也走进历史。

我们同时也不要完全迷信现在的网络科技。记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过一本卡里埃尔和艾柯的对话集,《别想摆脱书》。里面就说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存储器的更新。商业上不断地更新,我们不去管。如果作为个人,从以前的磁带,到磁盘,到优盘,到硬盘,不断地更新,你如果是海量的藏书量,作为个人很难完全跟得上,因为硬件在逐步淘汰。包括现在的云数据,每次网盘要说关,或者说退出市场,大家都一片慌乱,因为你在里面存储的东西,基本很难完全找回,这个主动性在数据商那里,它永远不可能像书一样,买回来,就是你的,就可以保存。

好花从泥土里出,高峰自高原上来

好的出版是“一点一滴造成的”。首先,是要逐步打造一个汇聚优秀作者的平台,并且使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台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平台,而不仅仅是做书。我们做这个平台,用孔子的话说,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把我们的服务工作做上去,我们一方面当然是判断,而另一方面就是服务。我们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服务行业,为作者服务,为读者服务。只有提高了我们对待作者的服务能力,使作者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把稿子交给我们,然后当汇聚起一批优秀的作者的时候,把我们这个平台打造成一个高原的时候,出版的高峰才有可能出现。

汇聚,本身是一种能力。没有一个群体,靠单打独斗,即使某几本书的销量上去了,也很难说你是一个“高”质量的平台。所以这是我最后说的另一层含义,“高质量出版”,还需要我们打造“高质量的平台”。只有把人聚起来了,这个平台才会真正立得起来。而这个过程,就是“打造品牌”的过程。

“打造品牌”,也是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在出版社的层面,一旦品牌建立,尤其成为全国性的品牌的时候,地方性会淡化,会凸出它的品类属性。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这个时候地方的属性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属于全国了。因为他们所出版的书,资源、眼光不止是来自于全国,甚至全球。这是我们做出版的人所应有的志气。我相信,在地方社,这一点是非常缺失的。很多年轻编辑,没有这个志气。因为平台、品牌力量弱,所以似乎显得志气就不够。做书“首要在立志”,不能光讲努力,眼界小,志气小,再努力,也始终最多在“量”上做文章,而在“高”“品质”方面,很难突破,很难得到“质”的提升。

另外一个“打造品牌”的维度,就是各个地方社,因为基础产品多,产量大,考核重,历史悠久,有很多因素掣肘。我们可以考虑“以点破面”的方式,建立工作室,打造自主品牌,以小品牌带动大品牌,也就是出版社的品牌,这会使出版社整个的面相为之不同。这个好处,是可以集中资源,集中精力,而同时并不影响常规的、既有的出版社架构。但是,这会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最终提升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很多出版社已经成为先行者,如社科文献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效果非常明显。这会使出版社尽快摆脱平台期,迅速产生社会影响力,逐步凸显出版社的整体形象。长远来看,使全社转型为“高质量”的出版社,这个是最终目的。

(本文系作者于四川图书出版社社长论坛所做发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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