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543岁的出版社靠什么历久弥新

记者|李   丽

被国际学校当作教材,被中国家长当作“激娃”利器的《牛津阅读树》,在纸质书之外,被开发出电子书、线上图书馆、音频课、录播课、在线直播课、AI互动学习课等多种形式;合作出版的《牛津英语话中国》听说课程教材及配套分级读物开启了用地道英语讲述中国文化和故事的新尝试;由全球各领域知名学者执笔的《牛津通识读本》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已有543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仅是权威英语词典的发源地,更拥有无数的人类知识结晶和学术瑰宝,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经济,它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加速打造以教育为核心的“牛津内容生态圈”,以期把厚重的内容宝藏,以更加轻便、快捷、丰富多样的形式提供给有需求的人们。

在古腾堡铅字印刷机传入英国仅仅两年后,14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宣告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现在每年出版新的出版物超过6000种,员工6000余名,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英国最早积极应用铅字印刷机的古老出版社,并不以商业上的赢利为首要目标,或许正因其生而追求先进与卓越,敢于付出成本、承担风险,它也由此造就出一系列历久弥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经常斩获各种国家级和国际性奖项,2020年首次摘得三个著名的历史类出版奖项——普利策历史奖、坎迪尔历史奖和沃尔夫森历史奖,并实现2019-2020财年(截至2020年3月)销售额正增长。

作为一家不以赢利为首要目标的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与一般商业性的教育与学术出版商相比,有何独特之处?对此,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丁锐告诉《出版人》:“一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宗旨就是为大学服务,以学术为先,尊重科研,从教学、学习的实际需求出发,在不同的国家,针对不同的学习与科研场景,提供最适合的内容;二是在确定出版选题,评估一本新书能不能出版时,首要标准是其能否服务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宗旨,是否有助于促进教育和传播知识,品质是否符合牛津水准,而不是考虑赚不赚钱。三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通过出版业务在全球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到了牛津大学的学术、科研和教学项目中。”

精品迭出历久弥坚的非功利性出版

在短期主义盛行,很多企业追求挣“快钱”的当下,牛津大学出版社却坚守使命,秉承通过出版弘扬牛津大学卓于研究、博于学术、笃于教育的优良传统。丁锐表示:“牛津大学出版社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内核始终是‘教育’,我们坚信教育能改变世界,并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牛津希望通过提供高品质的教育内容,帮助人们把握命运,丰富人生。”

丁锐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的涵盖辞典、英语学习资源、童书、学术期刊、学校教材等的新出版物,并不都能给出版社带来利润,比如《牛津全球语言》语料库项目(Oxford Global Language),涵盖了全球100多种语言,投入巨大,原来开展类似项目的所有其他教学和科研机构慢慢都终止了项目,或转为只专注于本地某一种语言的研究与保护。但牛津大学和牛津大学出版社,首先考虑的不是项目的KPI,不是它的赢利能力,而是项目对保护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有何益处。《牛津全球语言》语料库项目基本覆盖了全球尚在使用中的各民族语言,牛津认为,将包括正面临消亡的语言在内的各种语言都收录到语料库中,能为后人研究已消亡的语言提供考据资料。牛津大学出版社也会利用这个语料库开发一些小语种的词典,希望用词典的销售收入反哺项目,用于雇用当地专家和学者去实地走访、考证,以不断丰富、更新语料库的内容。但很多小语种词典因受众群狭小,并不能赢利,但牛津大学出版社依然遵循牛津大学的宗旨,坚持通过科研成果造福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的原则,坚守这一项目。

当然,丁锐透露,像这样由牛津大学主持发起的项目,牛津大学有专门的项目资金进行资助。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既服务于牛津大学,也获得牛津大学的有力支持,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共同确保高品质出版物的出版。

牛津大学指定相关学术人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对牛津大学的出版策略进行监管。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和决定出版社的各项事务,涵盖整个出版社的方方面面,包括出版计划。同时出版社自己也有一个由各部门资深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每月定期举行一次会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6000余本书,其中2000多本学术书籍由委员会逐一过目,教材类的书籍则是审阅每个系列。经过多年的实施、改进,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运作流程并且还在不断改进中。

在过去的一年中,牛津大学出版社进一步提高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效率和速度,但出版和推动产品上市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长短,并不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首要考量因素,丁锐强调:“我们的首要准则始终是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高水准的学习资源,不会迫于成本或时间而降低这个品质标准。”

基于对出版内容的高品质要求,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作者、插画师和学者资源,而不仅仅局限于在牛津大学内部,“当然,毫无疑问牛津大学的专家学者们都是该领域的佼佼者。”丁锐补充说:“不同的出版项目,流程不太相同,有的可能是作者已经有了初步的作品主动找到牛津寻求出版,有的是编辑根据出版计划去寻求合适的作者,不管哪种形式,能在牛津出版的内容,都必须符合牛津出版物的品质标准和理念。”

积极开展电子授权支持线上线下融合教育

丁锐向《出版人》证实,加速数字化转型始终是牛津近几年的战略重点。他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来看,目前高教学术部门的数字化率是最领先的,早在1992年,被誉为“英语语言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的《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第二版就同步数字化出版了CD;在2015年,该部门的数字产品就占到了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纵观整个牛津大学出版社,目前数字化产品销售占比已经达到20%以上。“基于数字化转型战略,现在我们的出版项目从初始阶段就会同步考虑数字出版或兼顾未来开发为数字内容的可能性。”丁锐说。

在中国大陆地区,牛津大学出版社更多地选择了与第三方科技企业合作的形式实现牛津出版物内容的数字化。丁锐认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的是‘教育’内核,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在硬件和技术方面,全球有如此众多优秀的高科技企业精于此道,牛津希望与他们共同携手,将牛津的内容,与这些前沿技术相结合,为用户和学习者提供最佳的学习和阅读体验。比如牛津拥有全球最大的语料库之一,牛津英语语料库,以电子形式收录了10亿多个书面或口头词汇,牛津只需要为全球的科技公司提供这些数据,就能开发成各种产品和服务,包括在线翻译工具、AI辅助教学等等,从而使牛津的优质内容惠及全球更多学习者。”

在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通过电子版权授权,积极与喜马拉雅、VIPKID、腾讯等互联网平台和科技企业展开合作。据了解,牛津大学出版社近年在中国的电子版权授权业务发展非常迅速,因为中国的互联网教育平台数量多,技术水平先进,市场活力十足。通过电子授权的方式与第三方平台合作,比出版社自主建设平台和开发电子内容资源的投入少效率高,如果出版社自己开发,不仅技术投入高,而且因出版社本身不面对终端用户,不了解用户需求,在产品研发和销售上都面临困难,最终将因综合成本高、周期长而推高产品售价,反而违背了向更广泛人群传播知识的初衷。

但在英美等国家,因在线教育学习平台基本是由学校直接向学生开放,像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出版商,通常以向学校收取会员年费的形式将平台开放给学生使用。出版社因此需要为教师提供大力支持,比如向教师提供在课堂上使用的电子课件、与教材配套的电子教辅资源等。

2020年全球学习者对于线上资源的需求猛增,疫情期间,英国有出版商提高电子书售价,增加了学生获取在线学习资源的困难,对此,丁锐的态度是:“因为疫情等原因提高售价是违背牛津的愿景理念和一贯道德标准的。”在疫情爆发伊始,牛津就迅速和积极应对,在全球范围内开放了丰富的线上学习和教育资源,包括大量的免费线上电子资源方便学生和教师使用;根据全球学习者需求贡献内容和服务,将教师职业发展讲座转移到线上,使更多教师能参与进来,并及时调整话题,补充线上教学相关主题为教师赋能;同时牛津也关注学习者在疫情期间的精神健康,迅速开发了一系列新内容帮助他们渡过这段特殊时期。比如2020年5月份发布的全新电子书《人人担忧》(Everybody Worries),引导家长在这全球突发状态时,如何帮孩子做好心理疏导。同时,在中国大陆还针对家长学习需求的增长,研发了家长在家教学的内容。

丁锐说:“按照目前专家预计,病毒流行依然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在新常态之下, OMO(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成为关注度极高的一个关键词。”丁锐表示,线上线下结合,也是牛津近期的一个重要方向,在线教育是发展趋势。但基于教育的特点来看,面对面的线下教学依然不可或缺。牛津兼顾线上和线下,也是考虑到那些还不能上网地区的学习者需求。比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4/5的学生还没有上网条件。

在国内,2020年9月份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与合作伙伴展开了“新常态下OMO融合教学”的研讨会,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满足学习者的新需求。丁锐称,不久的将来牛津大学社即将推出基于OMO场景的自有教学产品和服务,关注不同学习场景、学习体验的优化。

提供咨询服务的中国本地内容顾问团队

2020年疫情阴霾下,有些企业黯然退场或被迫收缩裁员,牛津大学出版社却因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授权与合作业务蓬勃发展,核心的内容顾问团队招贤纳士,整个中国团队生机勃勃。而要想加入这个团队,除了基本必备的“好到令人发指”的英语水平和流利的普通话以外,还需具备哪些技能和素养呢?

丁锐解释说:“我们奉行‘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内容顾问的知识背景丰富多样,他们既具备内容开发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也一定是其所负责内容领域的专家。除了必备的专业素养,牛津也很重视员工是否认同出版社的使命、理念,是否积极向上。”

按照丁锐的描述,中国本地的内容顾问团队具有更强的服务属性,内容顾问的主要工作是向客户提供内容方面的咨询服务。因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原版出版物内容,通常并不能100%符合中国市场需求,需要对内容进行拆分、节选、改编,同时,还需要配合纸质、电子、音频、视频等呈现形式,对内容进行不同的再加工,由此,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内容顾问团队,主要工作就是面向国内的各个合作伙伴,就牛津原版内容在中国的本地化改编加工提供咨询和建议。

目前在国内,牛津大学出版社正着力逐步打造“牛津内容生态圈”,以满足学习者在不同使用场景、不同学习特点下的不同学习需求。这也要求本地的内容顾问团队必须有数字化的思维。必须了解数字出版、数字化内容的制作与输出。如《牛津阅读树》在做音频课、录播课、在线直播课、AI互动学习课改编时,怎么写作脚本、提炼技能点,等等。

由北京教育出版社联合牛津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牛津英语话中国》,则将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国内出版社的合作,向内容原创源头推进了一大步。

项目的诞生,缘于合作双方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拥有与海外人士“对话”经历、尤其是口语交流的学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他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用地道的英语来描述中国的古今风貌,从传统民俗文化,到当今中国的飞速发展。

如何让外国人听得明白,让中国人讲得清楚?丁锐表示,看到了这样的学习需求,作为英语学习领域的专家,牛津大学出版社非常乐意帮助中国的学生用地道的英语来讲述中国、表达自己。牛津为此集结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有本地和英国共同协作的编辑和顾问团队,确保内容上符合牛津的学术水准,与国内的英语教学大纲一致,满足国内师生的教学需求;还有来自阿根廷的新锐插画师为这套图书创作了具有特点的角色形象,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牛津英语话中国》以中国文化为话题和故事土壤,独树一帜地将这些内容融入英语听说教学,整个项目包含18本听说教程、90本配套读物,并根据课标要求,按照中国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发展需求设计。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北京教育出版社紧密协同、分工合作,目前已出版一部分听说教程和读物。同时正在着手围绕教程配套科普故事读物中的主角形象——侃侃和闪闪开发故事音频,后期还将基于这两个形象进行更多教育内容和资源开发。■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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