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印刷学院成功举办 “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

文|范继忠

7月17日至18日,由北京印刷学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协办的“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在北印主校区新创大厦15楼第七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20多个学术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集聚了邹振环、王余光、沈弘、章宏伟、范军、张志强、万安伦、李频、周武、郝田虎、冯国栋、王献华、刘运峰、何朝晖、王鹏飞、叶新、范继忠、刘兰肖、陈静、刘洪权、杨琥、艾俊川、张稷、许静波、邱雪松、张玉亮(以讨论分组大致为序,无分先后)等依循不同学科路径,在中西文献比较、书籍史、出版史领域长期耕耘的学术大家和实力派学人,座中学者郝田虎、王献华教授皆为青年长江学者,可谓群贤毕至、四壁生辉。参会文章被郝田虎教授赞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呈现了本次工作坊筹备组“以书为魂、融通各家”之办会宗旨。

工作坊议程安排凸显理性、笃实的学术精神,开幕式简短有力,会议讨论丰满实在,收获良多,令人难忘。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在会后赋五言诗一首表达与会者共同心声:“日下无暑意,座上有清风。鸿儒传正道,雏凤启新声。评文隔千里,作结仰诗翁。更期来年聚,海上续论争。”

在开幕式阶段,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陈丹院长首先致欢迎辞,诚挚欢迎诸位学者赴会,感谢专家团对北印学术事业的支持,并对北印出版史研究背景做了简要介绍。工作坊发起人之一、浙江大学郝田虎教授,回顾了工作坊创办缘由及前三届工作坊举办情况,期待工作坊成为一流学术品牌。北印本次工作坊筹备组代表范继忠,以“天街小雨 三伏清心盛宴;文事大兴 四季唯有诗书”的联语表达北印人对学术盛会的期待,对筹办中的北印“中外出版史及知识传播史研究中心”规划向学界做首次通报。

郝田虎教授

开幕式后,全体与会专家在会场合影留念,随后分六段展开紧张的研讨活动。在第一、第二场讨论之间的17日下午,全体与会者参观中国印刷博物馆,遍览各历史时期珍贵展品,并动手体验传统印刷工艺。

本次工作坊共收录论文32篇,内容涉及中西文献学、版本学、藏书史、出版史、书籍史、知识社会史等多个学术领域,角度新颖、新见迭出。讨论内容体现了四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一、体现全球史视野的跨文化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的《14-18世纪东亚世界的“象记”——博物学文献比较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史料厚重、考证精详,是本工作坊论文的扛鼎之作。本文通过梳理明清文献中有关“象记”的内容,揭示以象为核心的博物学知识在东亚地区如何获取、加工、流通,考述以上历史场景在各方知识人认知张力中的不断转换。邹振环先生在宽阔的文化比较视野中,具体勾勒出以动物文化为主题的东亚三国博物学文献的知识传播史与影响史。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献华教授《孔乙己的另一面:书吏与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的中部巴比伦尼亚传统》一文,从鲁迅名篇《孔乙己》中“‘茴’字有几种写法”典故的隐喻入手,剖析公元前2600年左右两河流域中巴比伦尼亚地区出现的不同寻常的书写系统,探讨其出现的原因。北京印刷学院叶新教授的《清末民初麦克米伦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一文,对麦克米伦公司在中国的译名进行梳理,分析了麦克米伦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以及麦克米伦与伊文思、商务印书馆的合作等历史问题。安徽大学刘洪权教授《民国时期民族主义思潮与古籍出版研究》一文,提出现代民族主义与古籍出版内在关系的重要学术议题,论文的具体分析亦启人深思。

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

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的《宋代佛教藏经纪再探》一文,爬梳文渊阁版四库全书等珍贵史料集,考证出宋代藏经纪61部的名目、时间、地点、修造人、制作方式等历史细节,全面总结宋代藏经纪的特点,并对转轮藏提出新见解,展现了深厚的文献考证功底和思想素养。

故宫博物院章宏伟研究员的《“鸡林巨贾争摹印”新说——朝天使(燕行使)与汉籍东传的另一种观照》一文,以毛晋汲古阁刻书为考察对象,在关于中朝边境贸易中有否汲古阁刻书、被救助的朝鲜海难漂流民是否接触到汲古阁刻书、明代出使文臣有否带回朝鲜摹印汲古阁本信息等问题的微观探讨基础上,提出对“鸡林巨贾争摹印”的新看法,令人耳目一新。

浙江大学沈弘教授的《周慕西博士捐助之章》一文,通过比较、鉴别各时期北京大学的各类书籍印章,考论近代中国书籍史的一个侧面。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的《“文变”与“世变”:简论清末民初的“新名词入诗”现象》一文,以大量近代报刊及维新人物文集文献为基础,就新名词入诗、新名词滥用现象及引起的舆论争议,展开多方勾索与梳理,显示了深厚的史料功夫和思想史分析力度。

济南大学陈静教授的《胡旡闷抄袭行为考论》通过对胡旡闷主编的《莺花杂志》等作品中相关材料的逐一梳理考证,认为胡旡闷是一位“勤奋的抄袭者”,继而从社会和家庭环境等多方面分析该抄袭行为的成因,颠覆了学界对胡旡闷的才女认知。河南大学王鹏飞教授《融戏入纸:世界书局的连环画出版》一文,武汉大学吴永贵教授《戏行纸上:根据地解放区戏剧图书出版述论》一文,各自在对民国出版史料的深度整理、辨析基础上,分别对世界书局连环画、解放区戏剧图书出版做了客观细致的新考论。《中国出版史研究》张玉亮副主编提交的论文《奇书与名笔:<仁学>初刊单行本题签考>》,运用拍卖图录、书目著录和相关人物文献,多向度地精细考证了《仁学》首部单行本之题签的作者身份,并延伸钩沉张裕钊“南宫体”书法与谭嗣同《仁学》奇书的因缘际会,认识近代出版对思想与艺术传播的意义。商务印书馆张稷编审的《“大跃进”的另类文本——陈翰伯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滥觞》一文,以陈翰伯1958年两本工作笔记为线索,考订在两种路线张力中,在“大跃进”背景下,陈翰伯入主商务印书馆启动“汉译名著”事件背景以及“汉译名著”启动展开的具体工作情景,梳理“汉译名著”的来龙去脉,回答了“汉译名著”作为“大跃进”另类文本的历史必然性与可能性,丰富了对当代出版史的研究与再认识。

三、选择小切口,透视大问题

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的论文《寂寞的“书轮”——一个中西书籍史交汇的案例》,聚焦于“书轮”作为西方传统阅读工具这一个案,指出书轮引入中国后出现文化排斥、水土不服的现象,折射出中西书籍文化的巨大差异。

《金融时报》编辑艾俊川先生的文章《一张“檄文”背后的技术竞争》,从一张未署名的檄文内容入手,对作者情况进行逐层推断,进而分析新技术对传统印刷市场空间的无情挤压。上海社科院周武研究员的《树学海之津梁,为古人续命之方——景印<国藏善本丛刊>考略》,从一部影印善本古籍丛刊出版史研究的角度,解读中国近代在西化和复古思潮之间,保存传统文化典籍的历史和价值问题。北京大学杨琥教授的《李大钊文集:一本书与一个时代——李大钊遗著编辑与出版背后的故事》一文兼备实证性与思想性,通过梳理《李大钊文集》的搜集与保存、编辑与出版、校勘与注释的演变历程,充分阐析中国近代文献整理的复杂性及多元成因。南开大学刘运峰教授《从普及到神化——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鲁迅及其研究著作的编辑和出版》一文,考察20世纪50—70年代末人文社编辑、出版鲁迅主题图书的政治基调演变史,即历经普及阶段、提高阶段、停滞阶段、转折阶段、神化阶段、重光阶段、再次被神化被利用阶段的历史,并分析其内在原因,有助于透视特殊历史时期出版业的某些特点。刘兰肖研究员的《近代中文期刊出版的两个源流》,聚焦中文期刊诞生的两个渠道,考索中西文化近代交汇对近代媒介形式和内容的具体影响。浙江传媒学院杜恩龙教授的《关于文字发明的思考》一文以小见大,内容丰富,发起关于文字的发明者、人何时开始在甲骨上刻字、欧洲字母的起源等常识性问题的再讨论。苏州大学许静波和西南大学邱雪松两位年轻学者,分别提交了《政治认同视角下工部局“印刷附律”性质再认识》、《诗人之死:朱湘自沉事件的舆论背后》两篇论文,皆以个案出发,分别探讨了近代上海租界出版管理的政治认同问题、民国媒体舆论的社会生态问题,体现了良好的理论分析功力。

、出版史、书籍史社会史融通

华中师范大学范军教授的《出版生活史:对象、立场与可能的走向》一文,将之前提出的出版生活史范式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完善,指出出版生活史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出版生活史所持基本立场是批判的立场、他者的立场。在次基础上体数出版生活史研究可尝试三个维度研究:一是由点及面,构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的立体群像;二是由表及里,探寻传统与现代的二重变奏,三是上下融通,剖析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交互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万安伦教授的论文《论书籍史及其亲缘性概念》,尝试界定“书籍史”“出版史”“编辑史”“印刷史”“阅读史”的基本概念,并在出版研究四大维度基础上厘清其关系,提出“书籍”概念的核心为出版页面的编连成册,“出版史”是“书籍史”上位性亲缘概念,“编辑史”“印刷史”是“书籍史”功能性亲缘概念,“阅读史”是“书籍史”终端消费性亲缘概念等观点,并引起讨论小高潮。

万安伦教授

浙江大学郝田虎教授的《玛丽·罗斯<乌拉妮娅>(1621)的出版问题》,在爬梳大量英文一手文献基础上,围绕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女作家玛丽·罗斯的作品《乌拉妮娅》的出版个案,探讨17世纪英国女性作家写作方式、性别身份及社会地位等重要的社会史问题,提出了扎实有据的观点。

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的《 <中国现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评析>》一文,对即将出版的汉译中国出版史著作做出学术评议,特别阐析了该书中“中场域与习业”、“超附文本”等核心理论与观点,提出研究出版现象背后的思想史因素,及特定历史时期出版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重要性。

北京印刷学院范继忠副教授的《六艺·实学·书籍:张謇在近代知识重构中的行知轨迹》一文,从知识社会史维度中解读张謇在近代中国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知识转型中的贡献:秉持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超越“体”“用”之争,向内、向后求诸工业化合理内核,以工业和教育实践为手段,借助书籍出版、收藏与翻译,实现其新知识体系构建和中西融通的目标。武汉大学李明杰教授的《民国藏书家徐行可的“朋友圈”》一文,则根据前代学者遗存的日记、信札、徐氏后人回忆及访谈资料,按照藏书界、学术界、图书馆界三大职业圈的划分,对徐行可的交游情况进行叙事性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从徐氏与其友人之间的抄书、借书、鬻书、藏书、读书、校书、编书、刻书、论书等活动中,探寻徐行可藏书思想的形成轨迹,局部呈现了民国时期的学人、学术生态。

本次工作坊议程还有两点创新。一是在会场设置近现代珍贵版本书刊以供学者在讨论间隙观览切磋(北印新闻出版学院藏书及叶新教授自藏书),强化“书籍史”和“文献比较”主题讨论氛围,传达博雅深沉的书籍文化。二是对未到会学者论文和优选的研究生论文增加点评环节,以示尊重学者、鼓励新秀之意。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本届工作坊围绕中外书籍和文献,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撰文,话题丰富、思路开阔,很好地传承了工作坊创办的文化宗旨。工作坊从富于学术个性的专家点评,到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充满激情的学术总结,精彩纷呈、高潮不断,使与会者始终沉浸在活跃多元的思想氛围中,为推动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和书籍史、出版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思路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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