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在潮头:出版人如何与时代同行

文|陈 昕

每个时代的出版都有自己的特征,每代出版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个出版人也应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编者按:时代的潮流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出版早已走出了象牙塔,在面向市场、面对资本的洪流中奋勇前行。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世界里,当一个青年人选择一脚踏入出版,他即将面对怎样的事业,取决于他有怎样的信念,也取决于他具备怎样的能力。

著名出版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经历了出版最好的年代,也经历了出版的困顿和光怪陆离,从青涩的一线编辑,到中国当代出版事业中绕不过去的名字。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出版人,投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乘风破浪,直至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而在近日的一场讲座中,陈昕带来了自己从业40余年的思想精粹。为什么说出版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一个出版人应该有怎样的历史使命和人生目标?谨将这位出版家的分享,与抱有同样理想的出版人、内容从业者及读者共勉。

出版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有过一段感人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出版工作就是这样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

我想通过两个案例来谈谈出版的神圣和荣光。

先说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及其“彩虹计划”。1988年10月,我参与了“国际资本流动”课题去欧洲考察,一路走了10个国家,历时40多天。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法兰克福访问时,陪同我们参观的德国央行翻译得知我是出版社的总编辑,特地告诉我,法兰克福有一家出版社很了不起,他们的办公楼与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德意志联邦银行大厦一起被视为法兰克福的三大地标。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大厦的恢宏、壮观、堂皇、闳敞,自不待言,但坐落在城区菩提树大街毫不起眼的四层老式办公楼,何以同高度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银行大厦相提并论,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后来经过了解,我才知道是因为这幢小楼里的出版人为战后德意志民族提供了恢宏系统的思想内容和精神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美苏两国军队占领并被强行分为两半,现代战争机器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夷为平地,全国到处是废墟瓦砾,但更可怕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想颓废和空虚。

1959年翁泽尔德出任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面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困境,他带领苏尔坎普出版人毅然地站了出来,倾全社之力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彩虹计划”,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标识出七个图书系列,旨在向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系统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国的优秀文化,让国民在战后的颓势中重新振作,提升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准。

理想在潮头:出版人如何与时代同行-出版人杂志官网当时,他们的这一壮举被视为在德意志民族昏暗的思想上空悬挂了一道绚丽的彩虹。以至多少年后,德国思想界普遍认为,联邦德国真正的纪元应该是1959年,因为那一年翁泽尔德主持苏尔坎普出版社,开始了战后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复兴之旅。2002年,翁泽尔德去世,德国思想文化界同悼。媒体上评价,二战之后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对德意志民族的贡献,很少有超过翁泽尔德的。还有人说,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又被炸成废墟,只要苏尔坎普办公楼地下层样书间内那套“彩虹计划”的样书还在,德国的文化复兴指日可待。

1998年我去苏尔坎普出版社时,曾走到地下层去看“彩虹计划”样书。只见一排排高高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立着的都是这套书,大约有二千多种,其中不少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地。陪我参观的版权部经理哈特女士说,版权收入已成为苏尔坎普出版社重要的收入来源。

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在出版“彩虹计划”的过程中,吸引、凝聚、培育了全德国几乎所有大师级的作家和学者,包括黑塞、阿多诺、布洛赫、普莱斯纳、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作者。苏尔坎普出版社办公楼不大的门厅的墙上,挂着十位大师级学者的人物头像照片,二楼会议室的墙上贴着样式各异的作者照片,有几百张之多,真是群星灿烂。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足以与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媲美,而类似联邦德国银行大厦的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城市则比比皆是,就连我们集团在七宝园区的办公楼群,其规模也远超其了。这当然值得我们骄傲。但是,与苏尔坎普出版社相比,我们的出版物在民族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存在明显差距的。这又值得我们思考,需要我们努力。

再讲一下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故事。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部将商务印书馆及其东方图书馆这些非军事目标列为重点轰炸对象,引起了全民族的愤慨和怒火。按照今天的说法,这种对文化机构的轰炸行为属于“反人类罪”。日本军部何以如此痛恨商务印书馆,时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得很清楚,目的就是要折断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那一天,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新书栈房、东方图书馆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所藏几十万册图书尽数焚毁,图书残片、纸灰随风飘落大半个上海城,也飘落到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张元济的寓所,先生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同时默默发愿:国土虽遭涂炭,但中华民族的精神大旗不能倒。

在抗日战争战事紧迫、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商务印书馆几度内迁,人员散失,物资极度匮乏,但依然坚持每月推出一部当时堪称学术津梁的“大学丛书”,从抗战爆发到珍珠港事变共出版了51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抗战期间也出版了60种。还有“语言学、文字学系列”,其中的周祖谟《广韵校勘记》、容庚《金文编》、赵元任《钟祥方言考》、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李方桂《龙州土语》、罗常培《临川音系》、高本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等,尽管印数极小,有的只有200册,排版难度又极大,却奇迹般地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1939—1941年出版发行。此外,王国维高足赵万里辑集的43种、104卷《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也于1940年出版。当年,知识界、出版界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国土可以一时沦丧敌手,但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不能也不会倒下。

现代出版史上这两个重要的案例,凸显了在大变动时代,出版人站在时代的潮头,以编辑出版为志业,开拓和推动文化建设的抱负和伟绩,成为民族精神之火不变的象征。

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置身于一个“大变动时代”。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又一个伟大奇迹,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重新登上了世界经济的高峰,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前辈那样,热爱和珍惜我们所从事的这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成为新时期文化大厦的建设者,追随着时代的脚步,领风骚,执牛耳,开新路,推动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追求思想和文化的创新,在一些最基本出版领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新的完整的知识资源系统。

出版人的历史使命和人生目标

每个时代的出版都有自己的特征,每代出版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个出版人也应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让我先从“出版是什么”讲起。

  1. 出版是什么?

《辞海》云:“出版是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这是从出版行为出发,给出的狭义定义。从意义的角度,我们常说,出版使文化得以推陈出新,源远流长。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凝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对出版和出版人的概括是:出版是人类冲破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就是高举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建构。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

了解出版的本质、特征、作用和意义,有助于我们树立起历史使命感。

理解出版,还要对出版的历史有所知悉。

  1. 古代出版

关于中国古代出版,可以读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版)。这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的演变历程,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刻辞、竹简和木牍、帛书、纸卷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书于竹帛,藏之名山”,古代出版起着对文化保存、积累、传播和促进的作用。

今年四月,我去河南旅游,在安阳参观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感觉上,博物馆的内部陈列大体上是参照《书于竹帛》这本书来安排的。通过对数千件文物的陈列展示,让人们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书法的演变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也从一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河南人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作为一个出版人,去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看一下,一定会有收获的。当然还要去殷墟,那里出土了我们民族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三千五百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像中国那样,具有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未间断,几乎一切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形态,都已载入历史、“书于竹帛”的国家,恐怕难以寻觅。

不过,也有例外。2019年11月,我去以色列旅游时,在耶路撒冷,除走了苦路十四站,看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诸多圣地外,还特地去了以色列博物馆内的死海古卷博物馆。它的外型好似一个巨大的陶罐,里面珍藏着二千多年前的希伯来文圣经古卷。

死海古卷泛指1947年至1956年在死海西北基伯昆兰旷野的山洞里发现的藏在陶罐内的古代文献,大约有近四万书卷和书卷碎片,经考证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间书写的。这是上世纪最为惊人的发现之一。圣经过去被质疑最多的是写在历史之后,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预言,比如耶稣出生在哪里,将怎样受难,被钉上十字架的日期,等等。有人认为,死海古卷的发现一炮轰走了这一根本的质疑。当然,这并不是说旧约圣经中的所有预言都应验了。

走进死海古卷馆,先经过的是一条宽敞的通道,两边摆放有犹太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大厅呈椭圆形,陈列着死海古卷,但大多是复制品,只有“圣殿记”和“光明之子大战黑暗之子”各有四五页的原件,都是写在羊皮上的。令我吃惊的是,版式与现代图书几无二致。这是西方世界“书于羊皮,藏之名山”的一个例证。

  1. 近现代出版

一般把15世纪中叶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包括印刷机、油墨、金属活字),建立印刷所,视为世界近现代出版的发端。上世纪90年代,我去德国访问时曾参观了古登堡博物馆。

这里我想说的是近现代出版的历史作用。对西方世界来说,它推动了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而言,它是民族图存救亡的阵地和工具。

纸张代替羊皮,现代印刷术的发明,使约翰·洛克的宪政学说,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学说普遍传播开来,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文化,颠覆了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价值观,用一套以理性建构而非上帝启示的世俗价值观取而代之,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现代印刷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有过精彩的论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可以说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的。政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凭借出版的平台提出了各自图存救亡的政治主张。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史上多少伟大人物都或多或少从事过出版工作。看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曾拿起笔,当刀枪,办报刊,干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了解我们党早期的出版历史,会激起我们对出版的热爱,鼓舞我们认真做好出版工作。

  1. 改革开放时代的出版

粉碎“四人帮”,打破“文革”时期文化禁锢和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出版的春天。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出版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新的时代为无数的出版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施展才能的机会。

70年代后期,绍兴路上的出版社都在54号的礼堂用餐,那里不时会传出各家出版社的编辑走向全国组稿、各显神通的动人故事。印象很深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活跃在北京中央机构的大院和高等学府、科研机构,有位编辑甚至走进胡耀邦同志的办公室组稿。那个年代,上海出版了许多领风气之先、风靡全国的图书。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放的鲜花》,将曾经被打成毒草的小说结集出版,像鲜花一样重新绽放在时代的阳光下、春风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燕杰的演讲录《塑造美的心灵》、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倾倒了数不清的读者。之后的图书出版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启蒙热有“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文化热有“中国文化史丛书”,等等。全国许多出版社也都从自己的定位和资源出发,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我尤其喜欢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丛书”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

  1. 把握人生的出版机遇

每个时代都会为出版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就看你如何发现、捕捉和把握。关键是做一个有心的人。

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是一个新入行的出版人,需要了解和熟悉这个行业,真正爱上这个职业,而不仅仅把其作为谋生的手段,你才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将军”。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对一个青年编辑来说,职业目标要有阶段性,把它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上来不宜定得过高。

我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出版行业的,起点很低。最初的职业目标,就是当一名好编辑,踏踏实实地做几本好书。我入职的学林出版社是一家新社,编辑人数不多,“八九个人十来条枪”是真实写照。但它却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要在上海出版业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岗位设置上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就给每个编辑都提供了机会。我作为社里唯一的经济学编辑,承担着经济学领域的出版任务。然而,作为一个新编辑,在选题上的自由度并不大,列选要得到社领导的批准。

一般来说,名家的选题在各家出版社都是最容易通过的。我和许多新编辑一样,一开始也把组稿的对象放在名家身上。由于对经济学有系统的阅读,很熟悉这个学科的资源地图,全国哪所大学及研究所,在哪个分支学科具有优势,有哪几位领军人物,我心中都有一本细账。我曾先后给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等30多位经济学家发过约稿信函,但均石沉大海;我曾多次去名家处组稿,也几乎全无效果。

令我印象很深的是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观烈教授的拜访。陈教授是国内顶尖的货币银行学专家,他在复旦大学开的货币银行学一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知道后便约他的学生陪我去其府上组稿,想出版他的货币银行学讲义。当我谈完组稿的想法后,陈教授坦然地告诉我,他已经被京沪两地的大出版社“包围”了,稿约都排到了数年之后。他还说,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到深思熟虑的程度,未敢轻易立论著述。言外之意,我还听出了即便他有了自己满意的作品也不会轻率地“许配”给新成立的出版社。

陈教授的这番话听起来有点逆耳,却道出了许多大学者心中真实的出版思维。毫无疑问,老一辈的名人是各家出版社“争夺”的对象,不过,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他们的新作总是有限的。如果眼睛只盯着他们,出版社的路会越走越窄。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把眼光瞄准甚至锁定经济学家的新生代,倾心于那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学术大师。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学术发育机制推动我这样做的。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开放与繁荣的年代,中国经济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代际更替”恰好与“理论大转轨”时期重叠,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给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崛起提供了比常规时期更大的平台与空间,更宽阔、快速的上升通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一夜之间需要数以千计的新锐经济学家,时代呼唤着青年学人迅速成长,快速递进,出版人在其中有着巨大的机会,就看你如何发现和捕捉。

把握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我明确了自己向青年学人组稿的方向。于是,我经常梭行在各所大学的校园里和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中,手拿自己悉心整理的中国经济学前沿选题清单,与这些青年学人讨论、争论,不久就碰撞出一个个鲜活的思想火花和新的著译书单来。

整个80年代,我先后策划了十多套丛书,涉及选题数百种,在经济学领域作了大胆的探索。我参与编辑的“青年学者丛书”和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系统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聚焦了一批“中国问题”,创生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案例”,尤其是团结了一群有学术抱负和使命感的青年学人,使他们脱颖而出,凸显出经济学的世代交替特征。这两套丛书记录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本社会主义社会宏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社会微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国际收入问题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汇率机制的著作,第一本财政补贴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金融理论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资本流动的著作,等等,还创生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今天活跃在经济学舞台上的一线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张维迎、樊纲、蔡昉、李扬、刘世锦、江小涓、张军、袁志刚等,他们年轻时的第一本著作都是在这两套丛书中出版的,我是他们书稿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自那时起,努力发掘新的作者成为我出版生涯的追求和目标。之后,我再也没有主动向名家约过稿。不过,这并不是说我排斥名家的书稿。作为出版人我当然欢迎名家赐稿,他们的书稿无疑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和较高的市场号召力。它只是表明,我的出版志趣和工作重点在于发现未来的名家。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要成为一个好编辑,关键在于把准时代发展的脉搏,不失时机地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

出版人的职业目标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阅历的开阔,资源的增多,经验的积累,出版平台的放大,应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职业目标,扩大出书的领域和学科,思考新的问题,攀登新的高峰。

我的编辑职业目标就是循着以下的路径,一步步向上攀登的:经济学编辑(学林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综合性编辑(香港三联书店)——大型社会科学出版社选题规划和组织实施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向全社会提供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世纪出版集团)。当然,从更大的出版舞台出发,我还有探索新的出版模式、新的出版业态、新的技术手段、开展国际合作等目标。

经常会听到有的青年编辑抱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了最好的出版时代和机遇之类的话。从特定的角度看,这种抱怨可以理解,也有一些道理。今天的出版工作确实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有许多难解的问题。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目标和使命。当今的世界正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变化和动荡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有待人类去发现和解决。今天的出版业正处于人类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之中,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都为出版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巨大的能量等待爆发。我们出版人能抓住新的时代机遇,确立新的历史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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