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纪实人生

阎连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2018年8月
定价:52.00元

文|俞耕耘

“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痕迹,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作家阎连科在散文里如是说。生活并非活过的日子,而是记忆存下的日子。阎连科的散文精选集《独自走过的日子都有余温》正是把过往生命点滴变为文字余温。在他那里,记忆分为两类:一是“刀凿”刻痕的“事件”,二是无形情感与淡远启悟。

如果说,阎连科的散文有怎样的“品性”,我想那就是“不隐恶”的真实感。你完全看不到一种虚饰美化,和回避开脱。这其实是散文最难得的气性。因为一写到自己,作家就常常笔下迂回:或拐到小情小性的闲适,或变成伤春悲秋的抒情,或绕到怀古伤今的感慨,唯独缺乏对自己生活的“凝视”。阎连科的散文则充满自我剖析和自我规训。艳羡、失衡和自卑是萦绕作家年少时的几股情绪,它们纠结生成了妒忌。《一桩丑行》里,“我”对漂亮女生怀有爱慕,对家境好的男生怀有反感。不能忍受的是,这些男生偏偏既优先入团,又赢得女生青睐。双重刺激使“我”写检举信,打“小报告”。校长看似冷淡的回复却像最严厉的批评:“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在微末之端,感到羞愧,其实正是作家最重要的素质——那就是敏感,“脸皮”吹弹即破。

散文里,亲情血脉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父母家人的离去,又彻底让作家陷入“失重”的真空中。愧疚之痛与深沉之爱形成作品最具力度的重音。疾病和贫穷交织在作家年少记忆里。父亲和姐姐的患病,掏空家境,贫困又滋长了疾病。在这样互为因果的循环里,阎连科承受着两难的困厄:既想解脱,又不能忍受亲人离去的痛苦。

生死问题则把阎连科引入无限的哲学思考中,对生之贪恋,对死之恐惧,是作家难以跳脱的困局。写作也成了对死亡的抗拒,对生命的自我证明,“那其实也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这时,他把死亡和写作,自然生命和作品生命悄然联系在一起。一个人是有三条河流的,这意味生命从来就是“复数的”:“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换言之,除去肉身的,还有精神的、虚构的生命维度,给人以慰藉。

无常与有常,构成背后支撑、左右命运的无形的力量。在作家看来, “无常是一种存在,有常是无常中呈现的一种组合,而组合会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损坏和改变而重新回到无常”。

散文透露出阎连科的写作态度,可谓是素朴现实论、切实的悲观主义。这其实从他如何走向写作之路的初心,就可见一斑。作家把写作视为一种“改变”的力量:颠覆父辈生活方式,逃离土地束缚,奔向城市文明的“通道”。这源于他对城乡差距的失衡、农村人身份的焦虑,自卑与自尊如此纠结,就像一种郁达夫式苦闷。

最初的启悟来自两个老师,一位给了他“思路”:写作并不是越长越好。另一位教会他写作“胆量”。这位老师就像古代狂生,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扫清了写作在我面前铺就的朦胧与神秘”。这其实正是一种文学的袪魅化,它让阎连科很早就有了创作“行动力”和勇气。而这反而是如今大批专业学生最匮乏的。在文学不断式微的时代,阎连科不求什么传世之作,因为这就像一种“虚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去砌盖未来的楼厦”。他只想“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

在书中,你会发现一个小说家的生活底子,那不再是虚构的他人故事,而是切身的自我书写。甚至,这种书写带有了蒙田、卢梭以来内省诊疗的传统。阎连科的散文笔法有节制的干净,正如刀法的入骨。写人一二事,记事三两语,就托出了外在的刺与怨,内在的省与思。换言之,在抒情背后总有积压多年的检视“加持”。从而,文章既不煽情,亦不浮华,而是贴肉剔骨的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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