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作者：吕志学
《庄子》一书诞生于先秦时期，分为《内篇》《外篇》《杂篇》等部分，关于《庄子》一书，历史上一直存在不同的认知。在作者方面，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内篇》为庄子所作。在篇章上，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至魏晋时期的郭象、李颐、崔撰、向秀等人，分别由52篇、33篇、30篇、27篇、26篇的看法。甚至在各篇章的分类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如《齐物论》《养生主》等篇章就经历了从汉代的“外篇”进入“内篇”的过程。由是观之，不仅哪些章节是庄子本人所撰不能一概而论，甚至《庄子》的篇章划分变化，也是一个历代“制造庄子”的过程，可以从中发掘道家学术的发展轨迹。由此，有关庄子的研究产生了两个领域：“庄子学”与“庄子学史”。
杨义先生与《庄子会通》
杨义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首席专家、《文学评论》主编，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地位也得到学界充分认可。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先秦诸子学的研究，由诸子入古代文学、由古代文学入“五四”、由“五四”而现当代。学术研究一路下移，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发展路径相仿而跨度更大，是对学术源流进行梳理的一个必由之路。
《庄子会通》全书由七个章节加一个附录构成，其中着力最重的是四至六章对《庄子》文本的讨论部分，占去了全书八成以上的篇幅。前三章是对庄子本人有关情况的讨论，第八章是《庄子·天下》篇的学术史讨论，最后的附录是“庄子学”辨析。从结构上来看，本书以 “庄子学”为讨论对象，辅以第八章及附录对“庄子学史”进行梳理，表里兼顾，体系清晰。在对庄学的讨论中，作者绕过“内、外、杂”篇的划分，转而以论学的对象和方式为依据，以“寓言、重言、卮言”为切入点，重新解读《庄子》，不仅对其中的道家思想做了探讨，还注意到道家与儒家的联系，认为“一方面庄子把孔子道家化，另一方面，又指责孔子道家化的程度还不够”。诸如此类看法，体现作者对“庄子学”的深入了解，以及道家学说在先秦诸子谱系中的位置，切实体现了本书书名中的“会通”二字。
《子会通》所体现的“庄子学”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庄子》的解读集中于“养性命”与“治天下”两个领域。所谓的“养身”不意味着养生，而是从哲学角度出发，形成对生命、社会、历史的讨论，进而将问题升华到“治天下”的高度。
本书第四章，作者认为死亡问题固然重要，但如何生活同样让人纠结（94页）。在后文关于生死问题的继续讨论中，作者从“懂得生，才能参透死”（117页）开始，通过十三个问题的解读，将一般的生死引申到智慧，再到现实生存的“道”，再指向自然，层层递进，强调养性命以道德，暗合《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宗旨。在第六章中，作者选取了《齐物论》中“梦蝶”的内容（293页），来体现精神互摄、生命交感，通过“物化”流程，回溯生命关怀。在“生与死”“梦与醒”的讨论中，“齐物”成为主要指归，是对《道德经》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鼓盆之戚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世“太上忘情”的理论渊薮。
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对社会的看法与老子一脉相承，在“卮言”部分，《庄子》不仅注入了老子的核心理念，还直接引用老子之言（333页），对 “大巧若拙”“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等老子的观点进行引述、扩充。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于《胠箧》篇，通过一家一户的防盗，引申到圣人治国储蓄，是为招致“大盗”留隐患，并得出“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的看法。基于系列讨论，提那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作者还敏锐地注意到，《庄子》在秉承“绝圣弃智”之余，对“圣人”的看法也有一定的肯定。比如对黄帝的评价，既批评黄帝以礼义扰乱人心，又欣赏黄帝“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43页）的贴近天道的行为。黄帝其人属于上古传说中的“人文初祖”，道家学说在吸收一部分法家思想以后，假托黄帝，形成“黄老之学”。这些表现，说明先秦诸子学派之间存在互相借鉴与融合。《庄子》中更多采用虚构的寓言论道，以规避历史人物的形象限制，为自身争取更广阔的发挥空间（62页）。
《庄子》对儒家的消解
《庄子》借助神仙形象的塑造、寓言故事的比方，赋予了道家超凡脱俗、无欲无求、无死无生的宗教底色，与儒家积极入世，讲求仁义构成了对立。可是《庄子·天下》篇中同样关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这与儒家的圣王追求高度相似，甚至“内圣外王”还在北宋以后逐渐成为儒家的标志性追求。诸子百家诞生于春秋时期，不论其学说是求有为还是无为，最终都是以“治国”为鹄的，落脚点都在现实政治。如何建立“无为”与“治国”的联系，同时化解儒家以礼制行“有为”之政的理论压力，也是《庄子》乃至道家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作者注意到《庄子·让王》篇针对 “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两个儒家高度颂扬的典故，有意构建“商汤禅让”与“不食周粟”（82页）两个故事来对抗儒家价值体系。
在破坏儒家体系基础上，《庄子》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新塑造孔子形象，将孔子“道家化”（226页），以贬低儒家甚至尝试消解儒家。此种方式，以后代道教面对佛教压力时，提出的“老子化胡”说最为典型。
在《田子方》篇，通过孔子向老子问学，主张“无为”可致“大全之道”，并借孔子自贬为“酒虫”的对话，来暗示儒家无知。又在《大宗师》篇里，借助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阐述老庄理念，将孔子这一儒家权威道家化，增加自身思想的权威性（231页）。在《盗跖》篇中，又借大盗之口对儒家的功利观进行斥责。如此尚不满足，还在《天地》篇通过虚构人物进一步批评儒家，而后提出“欲同乎德而心居”，强调顺应民性的“无为”主张，矛头直指儒家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说。
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儒家之后，作者通过对《天运》篇的解读，认为庄子以天地日月运行来阐发人的本性无需干预，打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324页），完成了针对儒家观点破而后立的过程。
老庄之学的历史应用
如上文所说，包括道家学说在内，诸子的各种学说最终都要放到政治生活中来检验。道家学派在政治上第一次“登堂入室”是西汉， “黄老之学”成为汉初四位皇帝执政时期的官方学说。彼时的社会,经历了战国末期的统一之战，又迎来了法家的严苛统治，最终关东六国故地揭竿而起，推翻秦朝。继之而起的汉朝即便在制度上继承了秦制，也不可能再沿用秦法，其余可称显学的儒墨二家，则要么主张不利于维护皇权，要么是薄弱的社会经济不具备“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现实条件。道家至此迎来第一次登上统治舞台的机会，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完成“抚民以静”的历史任务，为汉武帝实行“大有为”之政奠定了基础。道家取得了六十年的成功，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全身而退，给后代留下一个“文景之治”的佳话。
道家学说第二次登上政治舞台是魏晋时代。这一时期的道家已经衍生出了道教。早期道教在汉末搅动天下，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基，随后的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整合时期，有日本学者认为，魏晋时期的动荡属于“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道家在这个时代里，上无法取代儒家的“独崇”地位，下受到佛家思想的冲击，终于在与儒家的融合下诞生魏晋玄学。这一时期的道家学说体系中，庄子的地位提升，“老庄”取代了“黄老”，清谈逐渐流行，以《易经》《老子》《庄子》为基础书目，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士人以清谈为阶梯博取名望，通过“九品官人法”获得较高的入仕起点。在政治上巩固了世家大族的优势地位。
这一时期的思想交锋激烈，士人的表现也呈现明显的割裂性：一边是稳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边是讳于谈钱的清高姿态，形成强烈反差；一边是儒家经学依然影响巨大，一边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行事风格。这种割裂感对魏晋时期的政局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甚至有位列三公的重臣，只会空谈老庄而毫无担当，最终落得被墙砸死的结局。就连该大臣自己也承认，晋政权的灭亡，与当时一味追求放达通透、不识实务的士风关系甚大。
李唐肇基，追尊老子为祖先，由此开启“崇道”之路。不过，这个尊崇的“道”，已经不再是道家，而是魏晋时期发展成熟的道教。更尴尬的是，即便是皇帝将道教定为国教，也无法阻止儒家与佛教的冲击。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庄子》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被官方提升地位，赋予了《南华真经》的身份，跻身道教经典。
十三年后，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玄宗幸蜀，盛世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