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面对主题出版带来的出版生态变化，主题出版的概念、发展规律等亟待更多理论创新，以推动中国出版健康、可持续、有机发展。
文 | 韩建民 付 玉
近年来，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主题出版的引导和规划更加深入、系统、全面，主题出版事业有了快速发展。主题出版正全方位改变、重塑出版格局。与之相对应，传统出版三大板块——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也不得不拥抱主题出版。主题出版与这三大板块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产生了新选题类型、新生产模式、新运营模式等。如何调整秩序、梳理关系成为出版学界和业界关心的议题。
学术出版是文明之根，主题出版是精神之魂，二者的关系是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引导与示范：主题出版与传统出版融合的现实意义
在主题出版得到显性发展之前，中国出版业的三大板块是有着相对清晰边界的——教育出版活动的核心是出版教科书、教辅读物等，主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相对成形的知识体系，促进青少年学习进步和教育事业发展。学术出版记录思想创新的成果，传承人类文明和历史，传播科学文化。作为思想传播和交流的平台，学术出版还对自然科学发展与总结和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只有高端的原创学术著作，才能被国际社会认同、接受。大众出版的读者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它的语言和形式更讲究通俗易懂，普及知识和文化、满足公众休闲娱乐需求是其重要功能。
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相对复杂一些，因为主题出版是政治性、学术性与市场性的统一，如何把握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是学界业界比较关心，也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主题出版的选题有时是由学术出版演变而来的，同时，主题出版的内容也需要增加学术含量，以提升主题的说服力和精神感染力。不过，有些学术出版也讲究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尤其是今天，学术出版作为建构国际话语权、为国家赢得国际尊重的重要阵地，更要以全面丰富的知识供给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这是时代赋予学术出版的新使命。
重叠·变线·转化：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交织形态
在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交织发展中，二者呈现一定的关系和规律。
一是重叠关系。有些图书既是主题出版物，也是学术出版物。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门类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门类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运动、中国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军史、国史等领域的学术出版物，可以说自带主题出版属性，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主题出版的有机构成。对这些学科理论成果的出版和研究，融合了主题性、文献性、知识性、权威性，是指导实践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这些学科的著作出版，一般是由人民社、党政社以及具有特色学科优势和深厚积累的大学社来组织。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收录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理论原著，都属于主题出版的范畴。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一些图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理论与实践》等，本身是学术著作，但比一般学术著作更能契合和呼应时代主题，是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关系重叠的典型代表。
二是变线关系。这里的变线是指学术出版物向主题出版物的变线。变线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空间的变线，一个是时间的变线。空间的变线，是指有些学术出版物，在国内不是主题出版，但到国际上，就可能转变为主题出版物。一般来说，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等重要领域的部分学术著作，到国际上，成为阐释中国发展道路、诠释中华文化价值的方式，这样的著作呈现的是国家话语体系，因此就实现了边界和受众转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著）、《产权与中国变革》（周其仁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江晓原主编），从选题本身来看，属于学术出版范畴，但到国际上，主题属性则部分凸显。
有些学术出版物，只有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才能转变为主题出版物。新冠疫情期间，有些关于病毒防护的著作，为社会认识和普及疫情知识提供了重要参考，是典型的主题出版。同时，这些著作英文版的海外发行，对助力世界防控新冠疫情，向世界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是空间和时间双重变线的代表。
三是转化关系。有些学术著作，经过整体设计和策划，可以转化为主题出版物。一些著作单独拿出来，可能就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倘若该书是作为丛书或大型出版工程的有机组成，且丛书整体对接了党和国家战略，那就转化成了主题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东京审判”系列丛书，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区域国别研究文库”等就是如此。不过，在处理这一转化关系时，要注意丛书或出版工程在字面上是可以直接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不能经过二次转折解释。比如顶尖学科建设丛书不能被简单转译为话语体系建设相关的主题，因为读者无法一眼看到主题的鲜明性，这也是我们强调主题出版不能泛化的原因。
黏合：处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关系的未来方向
如何处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选题和内容的黏合是关键。选题的黏合，要求选题和书名要同时体现主题性和学术性。一些主题出版物，以相对客观中立的学术语言命名，同时紧扣时代主题。这样的书名往往能直接打动读者，让读者产生想读的兴致。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账本里的中国》、学林出版社的《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等，借助学术表达，把抽象的概念、宏大的主题蕴含在丰富的思想体系中，知识性、学理性和主题性相得益彰，是选题黏合的典型体现，也能充分发挥学术出版对主题出版的支撑作用。
当然，除了选题上的黏合，内容上的黏合也非常重要。增加内容的学术含量，是未来提升主题出版质量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表达方式上，语言的生动性和逻辑性要很好地黏合在一起，要把抽象、晦涩、难懂的学术概念以通俗易懂的词汇或故事表达出来，但段与段、篇与篇之间也要形成严密的逻辑论证。科技类主题出版，像《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这样的报告文学，故事性可能更丰富一些，因为要塑造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但议论性也占据一定比例，因为要升华科学家精神的主题。《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的同时，又采用故事的笔法穿插进史料的叙事，生动性与逻辑性也很好地黏合在了一起。
做好选题和内容的黏合，一方面，更能观照国内国际市场，更有利于提升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效果；另一方面，评奖的幅度会更宽。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都比较看重著作的教育性、市场性、知识性等。主题出版物如果能注入更多学术含量，则有可能延伸至这些奖项的申报范围，也有助于提升主题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
总之，主题出版，只有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抱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逻辑论证，才能行以致远，成为传世之作。学术出版，不仅仅是有思想的出版，更是有理想、有情怀的出版，以国之大者的胸怀做研究，才能产生对时代、对国家、对社会有重大现实影响的高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