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麦通过理性的创作,却让自己的诗歌具有了非理性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文|胡子博
20世纪90年代初,诗人西渡将他辛苦整理好的戈麦诗集的书稿,交给了漓江出版社。1993年8月《彗星——戈麦诗集》出版,这是戈麦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漓江出版社现任总编辑张谦女士。30年后,西渡老师又将《戈麦全集》的书稿和他的信任再度交给了漓江出版社,也使我有幸成为《戈麦全集》的责编。
接到稿子前,我就读过戈麦的诗,对其人其作有一些了解。这次编辑《戈麦全集》的过程,使我进一步深入了解了戈麦的创作、经历及其生活。
我最直观的阅读感受是:戈麦诗歌带有浓郁的象征主义诗歌特征,例如他在《献给黄昏》中写道“母牛张开鲜红的血皮/一把亮闪闪的钢叉/切开大地甜美的果皮”,这样带有波德莱尔《恶之花》美学风格的诗句俯拾皆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对我的诗歌写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颠覆了我的美学观。戈麦并没有止步于象征主义,在戈麦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例如他这样写《春天》:“春天,两只老虎/坐在水上//两只老虎/怀抱胸前的白雪/在水上行走//半截的身子/半截的命/半截的头/在水上行走。”如此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句。
但通过编这本书我才了解,戈麦的诗歌创作方法并不是超现实主义的。戈麦写诗是理性的,即便是写一首短诗,戈麦也会先列个提纲,把一些构思记下来,或者说提前“规定”下来。读者在《戈麦全集》下卷的《诗歌写作笔记》一章里可以看到戈麦对几首诗的创作构思,了解其创作方法。对戈麦这一写作特点,西渡在《戈麦全集》的序言《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戈麦诗歌方法论》一文中也做了重点分析。所以在我看来,戈麦诗歌创作方法的中心点是极度理性的。但是戈麦通过这个核心点,向外发散的语言光线是非理性的。因此,戈麦通过理性的创作,却让自己的诗歌具有了非理性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如果我们把戈麦这种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诗歌比喻成一个想象力奇诡的宫殿,那么,这个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宫殿上的每一块砖头,都是戈麦经过精心的理性思考后才严丝合缝地砌上去的。西渡在此书序言的标题上使用了“工程学”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
20世纪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外国诗歌选集《破碎的主观铜像》出版,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诗集,这本书的书名我也非常喜欢。它让我联想到,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铜像”,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破碎”了,现当代中国诗人前赴后继,就是为了使用现代汉语为汉语诗歌再塑新的“主观铜像”。而戈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具有这种强烈使命感的诗人中的一个典型。我们通过戈麦的诗歌、书信,以及他的写作笔记,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戈麦自觉地身肩重负,采取了一种义无反顾燃烧自己的方式献身诗歌,这是一个即便在诗人中也罕见的知行合一、不愿与生活苟且、不愿在社会中随波逐流的理想主义者。
书出来了,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了,还算是不辱使命。戈麦生命的时间轴,如果能够再延长一些,假如延长到今天,诗人会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诗篇,其诗歌风格又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我猜想,或许会从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向约翰·阿什贝利的纽约诗派风格发展吧?但今天,一切都只能是猜想,一切都成了未知。
戈麦,一个深具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值得大家尊敬、阅读和怀念的诗人。■
(本文作者为诗人、漓江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