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由孩子集体翻译的书,一场颠覆又治愈的教育实践。
“如果这家出版社不能出版这套书,我就换一家出版社重新报选题,直到它能出版。”中信拾光负责人刘汝怡温柔却坚定地对记者说。事实上,她也真的这么做了。《自由,不是放纵》《夏山学校》成为她加入中信出版集团后的首批作品。
《自由,不是放纵》是首次被引进国内,书中尼尔对父母们关注的“经典”教育难题,给出了颠覆又治愈的解答,实操性极强。该书上市15天后便加印,30天内加印了3次。《夏山学校》紧随其后出版。夏山学校由英国教育家A.S.尼尔于1921年创办,在这里,孩子们拥有完全的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上课、上什么课,不会受到任何批判。《夏山学校》系统性地介绍了夏山学校的教育理念,其翻译工作由儿童教育家、百万教育自媒体博主三川玲和原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校长祝会清带领一群孩子共同完成。
为何104年前的教育理念如今仍然受到大量家长、老师的认可?三川玲又是如何带领团队完成“孩子集体翻译”这一创举的?
“下定决心要出版”
刘汝怡的孩子在四年级时参加了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以夏山学校的理念为指导创办,孩子们在这里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活动——可以养小鸭子、玩水,也可以读书、学编程。他们可以不穿鞋,可以玩得满身泥泞,没有任何人会来指责或批评。夏令营实行民主自治,老师和孩子每个人都有一票,共同决定这个团体的规则和奖惩制度。

刘汝怡原本担心女儿是否能够独立适应这样的环境,没想到女儿在夏令营里展现出让她惊讶的潜力:一个10岁的女孩竟然能在一天内徒步25公里,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做不到的。活动结束后,夏令营的志愿者王剑向刘汝怡推荐了自己翻译的《自由,不是放纵》,认为尼尔的书对孩子帮助很大,值得家长阅读。后来,刘汝怡了解到,王剑曾在法国接受了8年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和创新教育有着深刻的研究。这次交流让刘汝怡首次接触到夏山学校的教育理念。
远在英国伦敦的夏山学校,或许是世界上最能让孩子们感受到自由的地方。这里每周召开三次大会,师生共同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会明确自由的边界,也感受到来自成年人的全然信任。作为读者,刘汝怡被尼尔的教育理念深深触动,同时感受到强烈的治愈。身为“海淀妈妈”,她常常在育儿之路陷入迷茫时感到焦虑,但每当翻开这本书,内心的焦躁便逐渐消解。“夏山学校给予孩子真正的爱和尊重,让他成为他自己。我无法送孩子去那里上学,但我可以为她创造这样的教育环境。”怀揣着这份信念,她下定决心要出版《自由,不是放纵》这本书。
出版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刘汝怡告诉王剑自己是编辑,并希望能够出版这本书时,王剑欣然将译稿交给她。然而,她多次提报选题,始终没有后续。直到刘汝怡来到中信出版集团后,选题终于获批,《夏山学校》也一并立项。
做《自由,不是放纵》这本书的过程也是被治愈的过程。众多教育界的专家都在第一时间表达支持,包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彭凯平,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副教授徐凯文,教育产业投资人袁希,成都先锋学习社区执行长崔涛等。刘汝怡说:“我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积极回应,包括这本书的责编王凯莉。王凯莉还没有当妈妈,她看完书后跟我说,她可以更好地理解她和她父母的关系了,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这本书的价值。”
如果说《自由,不是放纵》是从实践的角度通过问答的方式给家长提供方法论,那么《夏山学校》则更系统地阐述了学校的教育理念。
一本由孩子们集体翻译的书
自2020年以来,国内已经出版了五六个不同版本的《夏山学校》,刘汝怡希望自己的版本能够有所不同。“我们了解到,三川玲老师早在2017年就曾在全国19个城市举办《夏山学校》的读书会,她不仅深刻地理解夏山学校的教育理念,而且自己也是一名儿童教育家、资深出版人,我希望能够和她合作。”刘汝怡回忆道,“我特意去她家拜访,我们都想把《夏山学校》做得更有特色。”
三川玲欣然接受了刘汝怡的邀请。“夏山学校的理念当年深深地震撼了我。我读过约翰·阿德勒的《夏山毕业生》,这本书介绍了从夏山学校毕业的孩子们后来的境况。他们没有一个人进监狱、成为坏人,而是都成长为很主流很幸福的人,他们诚实稳重,几乎所有人的家庭都和睦。这对我们触动很大,这说明在自由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人生会是平和、阳光的。我能参与这本书的翻译真是太开心了!我得想一个好玩的方式来做!”三川玲笑着说道,眼里闪着孩子一样兴奋的光芒。
她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由一群孩子来进行翻译?这样的做法不仅契合书中的教育理念,也能为书带来新鲜的视角,体现教育的真正意义。但是,毕竟是正式出版物,孩子们的集体翻译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三川玲与好友赵嘉敏进行了交流。赵嘉敏是译言社区的创始人,曾经掀起一波集体翻译的浪潮,《史蒂夫·乔布斯传》《失控》等作品均由译言社区集体翻译完成,这让三川玲确认了集体翻译完全可行。正巧此时她和祝会清为全国各地在家上学的孩子们创建了一个线上学习社区,为他们提供独特的教育支持,叫作“幸福流港湾”。“祝校长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统筹能力,她认为可以让这群孩子试试。”三川玲介绍道。于是,她们决定把翻译工作设计成一个PBL项目(project based learning),让孩子们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掌握更深层次的知识和技能。
确定方案后,三川玲团队正式公布了这一计划,并在“幸福流港湾”的集会上收到了大量报名信息。报名者一半是孩子,一半是家长。关于参与的标准,负责人陈晨解释道:“最主要的标准是参与者愿意投入精力和热情。至于英文水平,并不是最关键的,反而是参与者对中文的驾驭能力更重要。”三川玲补充说:“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翻译书籍,会觉得内容生硬,很难读下去。这是因为有些译者虽然英文水平很高,但是对中文的驾驭能力不够,导致翻译的时候做不到‘信达雅’的‘达’和‘雅’。”
在这样的标准下,一个由31人组成的团队正式成立,其中最小的孩子年仅7岁。这完全是一个“青色组织”(《重塑组织》中提出的理论,它提倡自主管理、灵活进化,驱动每个人的真实自我不断成长),大家是借由对教育的热爱、对新事物的探索而走到一起的。在这个翻译团队中,孩子们比成年人还要积极,他们自发地分成了翻译组、设计组,一个平时内向的12岁小女孩甚至主动要求成为小组长。陈晨回忆道:“当时小姑娘突然跳出来说‘我要报名当组长’,她的母亲在另一个屋子里吓了一跳。”
在后面的工作中,这名小组长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沟通技巧。她公平分配任务,希望每位成员的翻译字数尽量一致。然而,这个原则给她自己带来了困扰。“要保证字数均等又要保证章节完整性是很难的,比如,一个人翻译的是一个章节的上半段,下半段有可能就得交给另一个人,这样就没有办法保证翻译的完整性了。”面对困难,小组长坚持自己的原则,最终制订了合理的分工方案。
在第一轮翻译结束后,校对组发现存在很多问题,如名词前后不统一、不同段落的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等。针对这些问题,三川玲、祝会清、陈晨与小组长一起开会,讨论出统一的翻译标准。陈晨感叹道:“小组长的聆听能力、协作意识和执行力惊人。她不仅帮助成员迅速理解翻译要求,还帮助他们卸下心理负担。”
设计组的组长是一个14岁的孩子。她对这个工作充满热爱,她不仅是翻译组的成员,而且主动承担了设计组组长的职责。设计组的任务与翻译组的任务不同,没有严格的交稿期限。于是,在青色组织用爱发电的机制下,收齐设计稿显得有些困难。设计组组长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明明我们已经约定好了时间,为什么有人不按照说好的来做?”她甚至一度想要退出。对此,陈晨十分理解:“这是多么真实的想法!我们这些成年人工作之后不也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吗?”
“约定、承诺、守信”是一个深刻的议题。通过一个小小的项目,一个14岁孩子发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疑问,这正是这个项目的意义所在,也是《夏山学校》真正希望传递的教育理念——让孩子到真实生活、真实场景中去学习,他们能体验得更多,学习得更多。
陈晨与这个14岁的孩子进行了沟通,聆听她的感受,并允许她可以随时退出。后来这个孩子说,那种奇奇怪怪的胜负欲让她坚持了下来,既然之前已经辛苦地做了这么多,如果现在退出,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捡拾世间的光亮”
对于孩子们参加项目后的变化,三川玲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做,也没规划过什么”。她认真地说:“树的生长是没有规划的,但是大自然规划过它。苹果树就会长成苹果树的样子,即使苹果树自己没有规划过。”在她看来,孩子们的成长也是如此,只要给予充分的自由和适当的支持,他们终将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次集体翻译的教育实践就是一个例子。
作为私域流量领域的鼻祖之一,三川玲的身份经过多次转变。最初,她在广东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为了做好市场营销计划,她把教育类排行榜前一百名的书都下单买回家看,研究用户的需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对教育本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变成一名教育的“思考者”,思考教育的本质。
其间,她读到《影响世界的大教育家》,沿着历史的脉络重新梳理了中外教育史。她意识到现在的学校制度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去学校并不是唯一的学习方式。这种顿悟,让三川玲又变成了一名“链接者”,她发起“100所心生向往的幸福学校”计划,报道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教育理念的学校案例,反响热烈。比如,开封的贞元学校在被报道后,一天内接到了3000多个咨询电话。此后,三川玲成为一名“教育者”,运用阿德勒的心理学模型创办了读书会,随后延伸至写作课、夏令营,如今已经拥有6万多名学生和6000多名老师。
尽管一路走来身份不断变化,但三川玲始终保持初心:“我是一个不被目标驱动的人,只有一种本性,想让更多人知道好的东西。”读书会正是她热衷于分享的一个表现。在她看来,好书不应该只是自己读,应当找一群人一起阅读,让知识的碰撞产生很有趣的火花。
正是这种对教育的探索和分享的热情,让她与刘汝怡的理念不谋而合。对她们而言,出版不仅是一个传播知识的文化产业,更承担着引领思想的重任。如同“拾光”这个品牌名“捡拾世间的光亮”的寓意,她们希望通过这两本书,为家长和孩子们点亮新的可能,让更多人看到自由教育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