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团队以十年之功，在阮刻本《礼记注疏》基础上，系统汇辑宋至清十三家经典注疏，其编纂过程本身便是一部动态的学术方法论教科书。
文｜李 佩
2024年岁末，《月令注疏长编》付梓，《礼记注疏长编》系列新添一种。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团队以十年之功，在阮刻本《礼记注疏》基础上，系统汇辑宋至清十三家经典注疏，不仅搭建起汉唐至清末的礼学思想长廊，其编纂过程本身便是一部动态的学术方法论教科书。
汇汉宋精华，集礼学大成
《礼记》一书文字深奥、意蕴深厚，研读不易。自东汉郑玄始为之注，后世注《礼记》者洋洋大观，何止百数十家。长久以来，这些注解《礼记》之书各自流传，诸儒或各持己说，或因循相袭，不便阅读。后有“集说”之体，虽汇集各家之说，终因工作量巨大，无法收全。有鉴于此，王锷教授主持编纂了《礼记注疏长编》系列丛书。除了《礼记注疏》中郑玄注、孔颖达疏和陆德明释文之外，《礼记注疏长编》选取十三种注解《礼记》的著作：宋卫湜《礼记集说》，元吴澄《礼记纂言》、陈《礼记集说》，明郝敬《礼记通解》，清纳喇性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方苞《礼记析疑》、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甘汝来等《钦定礼记义疏》、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孙希旦《礼记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朱彬《礼记训纂》、郭嵩焘《礼记质疑》。就选书原因，编者在《曲礼注疏长编》前言中说“汉唐以还，专训《礼记》者，俱集于斯”。在《檀弓注疏长编》跋，编者就选十三部书缘由做了进一步解释：
第一，这十三部文献基本可以展示宋、元、明、清时期学者注解《礼记》的面貌。
第二，这十三部文献基本是注解《礼记》的代表作。
第三，对前人注解质疑辨惑，精见迭出。
入选诸书皆是《礼记》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南宋卫湜《礼记集说》160卷，征引一百四十多家，其坚持“唯恐不出于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总目》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清代杭世骏取法卫湜，一人独纂《续礼记集说》100卷，广搜博采，对于同时代人的新观点多有采纳，“有别出新意者，虽稍未醇，亦存备一解”。清末郭嵩焘《礼记质疑》49卷，以札记的形式质疑郑注、孔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的观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清代的《礼记》研究“其可述者”，仅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和郭嵩焘的《礼记质疑》。梁氏对二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古典文献整理的范式突破
不同于传统的点校注释，《礼记注疏长编》开创了立体化文献重构的新范式。编纂团队以阮刻本《礼记注疏》为经，将宋至清十三家代表性注疏按经文逐段重组，形成跨时空的学术对话场域。在《月令注疏长编》中，经文“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民乃迁徙”一句中之“鲜”字，郑玄未注，孔颖达解为“鲜少”，又说或云为“鲜洁”义，究竟当做何解呢？后世注家有沿袭二说者，如清代陆奎勋赞同“鲜少”义，元代陈遵从“鲜洁”说。宋代方则提出“鲜落，即《庄子》所谓‘草木不待黄而落’是也”，虽与孔疏“鲜洁”说稍有不同，但二者都读“鲜”为平声，却是一致的，都包含“新鲜”“未成熟”的意思。南宋张，明代郝敬，清代纳喇性德、姚际恒、姜兆锡等，皆从方氏之说。而清代王念孙、王引之则于诸家说之外，又提出新解，《经义述闻》曰：孔氏前读上声，而训为“鲜少”，后读平声，而训为“鲜”，皆与“落”字义不相属，失之矣。今案：“鲜”之言“散”也，谓谷实散落也。《周语》“地无散阳”，汉《白石神君碑》作“地无阳”，“”与“鲜”同，是“鲜落”即散落也。“鲜”与“斯”古亦同声。《尔雅·释言》曰：“斯，离也。”“离”与“散”同义。《释山》曰“小山别大山，鲜”，亦取相离之义也。《吕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时则篇》并作“谷实解落”，高注训为散落，义亦与“鲜落”同，或据《吕览》《淮南》而改“鲜”为“解”，盖未达古训也。《逸周书·时训篇》亦云：“腐草不化为萤，谷实鲜落。”
王氏释“鲜”为“散”，广征经籍、碑刻之文佐证，显然更符合经文原意。至此，聚讼千年的字义终得正解，其说亦为朱彬《礼记训纂》所采纳。《长编》中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通过比对诸家之说，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历代注解的差异和优劣，更能梳理清楚各家说经的渊源关系，这大概就是前人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种打破注疏体系固有疆界的编排，有利于读者直观把握学术史的演进轨迹。
“学礼堂”读书会与《礼记注疏长编》
2013年春，王锷教授发起凡例，带领学生将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之《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整理为电子版。年底，又组织学生开始了《曲礼注疏长编》的编纂，选定十余种书，将其中《曲礼》部分进行汇编、标点，再由老师统稿，最后形成文本。同时，王锷教授倡导举办了“学礼堂”读书会，主要参与人员是“王门师生”，也就是《长编》的编纂成员。读书会的阅读材料就是《曲礼注疏长编》文本。每周固定的时间，“学礼堂”成员准时会读，轮流进行主讲，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如果遇到有建设性的问题，会写成小文章进行分析。2024年出版的《学礼堂文钞》中不少文章都是受读书会上问题的启发而写成的。
《曲礼》之后是《檀弓》《王制》《月令》等《礼记》的不同篇目，团队成员进行文字的汇集、整理、校对、标点，形成文本。在每次读书会之前，团队成员会先把读书内容进行预审读，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在读书会上，一起校读，对标点和文字进行修改；最后，将修改的意见汇总，把文本精化。一种长编读完，提交副主编、主编进行审稿。最终形成的定稿交给出版社。
编纂团队创造的“学礼堂模式”将团队式古籍整理流程化，从电子化底本、分篇汇纂，到读书会集体研读、三审三校，每个环节都蕴含着方法论的创新。据初步估计，《礼记注疏长编》全部完成，超过一千万字。“学礼堂”读书会的学生边学习边着手进行基础的古籍整理的工作，在一个大团队中进行这样有益的实践，对参与者自身学术水平和古籍整理能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学礼堂”团队每年都会进入新的同学参与读书会，受益的学生很多，读书会协作模式更催生出新一代礼学研究梯队。
经过《曲礼》《檀弓》《王制》注疏长编的出版实践，出版社对于这套书的编印也更加精细化。为了读者在阅读、使用时更方便，《月令注疏长编》以《月令》经文为目，在书前设置了目录，读者在查找某段文字时能很快定位，极大地提高了使用效率。由此联想到，从2013年王锷教授着意将《附释音礼记注疏》进行电子化，到2024年检索目录的设置，《长编》系列始终在探索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路径。将十三部专著拆解重组为四十九篇注疏的合集，既顺应了现代社会密集型的知识获取方式，又暗合《礼记》单篇研究的学术传统，这种融合模式，为大型古籍工程树立了新标杆。
《礼记注疏长编》已经出版了四种，是将研究《礼记》的专著拆分打散后，按《礼记》单篇出版，循此思路，后续我们考虑系统汇辑一些单篇的研究。据统计，在“十三经”中，《礼记》的单篇研究是最多的。就《月令》来说，有宋张《月令解》、元代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清王廷鼎《月令动植小笺》、清叶志诜《月令七十二候赞》、清秦嘉谟《月令粹编》等论著。其他篇章如唐文治《礼记曲礼篇》、明姚应仁《檀弓原》、清汪有光《批檀弓》、清皮锡瑞《王制笺》、清廖平《王制集说》等，亦不在少数。将这些针对《礼记》单篇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或影印，或整理，相信可以对学界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文作者单位为广陵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