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朱元澳
金惠敏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自信之路》日前在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这部三卷的学术巨著，以逾百万字的规模，首次完成了对1840年以降“文化自信”这一论题的历史追索：自觉醒年代的思想烈火中淬炼文化自我的钢骨，于民族救亡的战火硝烟里锻造文化自我的灵魂，在立国建设的昂扬号角中塑造文化自我的身躯，最终于当代显影为“文化自信”这一时代命题。这部融合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的思想巨著，既有对“文化自信”历史脉络的学理勘查，更在研究中践行文化自信，把握时代精神，从历史中寻找未来之路的可贵探索。
当我们将这一巨著置于学术史视野，它的学理价值便更明显了。在知网上以“文化自信”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出这类研究的趋势：在21世纪初期，以“文化自信”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自2011年开始，此类论文的数量开始逐年攀升；而从2016年开始，每年的发表量更达到了千余篇；2023年的发表总量更是达到了1.02万篇，其数量目前仍在与日俱增。但是，当文化自信研究如藤蔓般攀缘各学科疆界，在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绽放异彩时，学界却始终缺少一部专业的“文化自信史”。这是历史纵深的缺乏，而缺乏历史纵深将使得“文化自信”研究似乎总是浮在话语的表面，更不可能期望它能够解决其所包含的最根本的问题。种种关乎历史与时代、观念与实践、自我与他者、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重大理论命题仍旧有待理清。诸如我们是自信于自己的文化，还是自信于所有的文化？我们该如何界定“自己的文化”和“不是自己的文化”？是由“自己”生产的那部分文化，还是被“自己”消化利用的那部分文化？具体于文学理论领域，则显影为古/今、中/西坐标轴对文论的钳制和约束。西方的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文学作品？古代文论在当代是否还具有足够旺盛的生命力？西方理论是否会造成对中国文学的歪曲解读？基于此，《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体现出其时代意义。
《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将文化自信之路的起始点设定为1840年，这暗含着作者对“文化自信”背后之主体的深入思考。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有“华夷之辨”，但二者并不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有学者考证，“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实是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这个同心圆，孔子以为是由施行德政的华夏作核心而展开”。也就是说，华夏是处于天下的中心，夷狄是天下的外围。孔孟之道如日之恒，德化柔远的辉光滋养着整个星丛。这种单向度的文明辐射系统，犹如一个空荡的密室，只有一种声音回荡其间。由于“自我”的确证必然需要“非我”，二者互为关系型存在，因而在传统社会中，文化自我始终沉睡于无垠的孤独中。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对同心圆认知的强有力挑战。人们意识到了“万国”与“世界”的存在，中国文化并不是唯一的文化/文明，而是多元星丛中的一颗星辰。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从混沌中逐渐觉醒。如果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我的觉醒，那么1840年自然就是中国文化自信之路的起点。
实际上，关于“文化自我”的理论阐释已经颠覆了“文化自信”命题中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消除了对“何谓自我文化”的纠结。金惠敏曾解释说：“由于一个‘文化自我’的存在，‘文化自信’便不再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装置，而是一个开放的和有机的结构。同样，由于一个‘文化主体’概念的出现，‘文化主体性’也不再是面对他者和异类的排他性区分和自立，而是对它们的邀约和接纳。一个文化主体在结构上愈是丰富、复合，甚至多元，那么这个文化主体便愈是强大和威武。”也就是说，文化自我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求吸取、利用一切文化资源，将之为己所用。进一步地，文化主体承接着文化的实践作用。一切文化要想鲜活起来，都需要进入文化主体之中，被主体所吸收、为主体所实践。如果我们着重于区分哪种文化才算“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从源头上就局限了文化主体的生长壮大。由此可见，“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作为客体的“文化”的自信，还是对文化主体本身的自信。《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也绝非单纯的历史梳理，而是带着对现实与未来的关切、对历史的积极选择与打捞，寻找走向未来的灵感。
基于以上对《中国文化自信之路》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至具体领域加以验证。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上，对“文化自我”的认识有两种倾向：
一种认识强调中国文化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按照它本来的面貌与自我理解去研究它。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自我”就是一种有内生演化动力的传统文化。比如钱基博在讨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时，就批评了那种照搬西方文学标准讨论中国文学的方法：“西方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倘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在钱基博看来，因为西方不重散文就忽视我们自己的文学瑰宝，实属刻舟求剑。对此，20世纪20年代钱基博提出要“切己体察”，也就是按照中国文学自身的情况来理解中国文学史。
另一种倾向是强调当代主体的现实需求，着意于按照当下中国现实的需求创造性地理解、阐释和整理传统文化。在这种认识下，文化自我是具有高度反思和批判能力的主体。比如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他就相信当代中国人有理性批判和选择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半死”的传统文化的整理，赋予它们新的活力，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钱基博与胡适所建构的“文化自我”均有其合理之处：前者看到了传统文化自身的继承与延续；后者看到了自我在各种文化资源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对“文化自我”呈现出不同层面的理解，也体现出文化自信的两种偏重。但是，前者存在误认的风险，它将文化主体的认识对象（某种文化资源）等同于文化主体本身。最终可能会本末倒置，一味地追求“不执古”“不骛外”，丧失文化的实践性与现实意义。后者虽然看到了文化的实践性及现实意义，强调传统文化需要经过改造革新才能重焕生机，但忽视了传统文化并不可能完全地作为“对象”被主体所审视。它早已被文化主体所内化，是文化主体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自信之路》锚定的重点就是此类问题。它通过学术梳理明晰了文化自我与文化自信的内在联结，使成熟的文化自我作为筑牢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石。在此层面上去考察中国文学史便可实现对以上两种倾向的超越：既认识到文化对自我的构成性作用，又看到各种文化对自我的滋补意义。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梳理“文化自信”发展脉络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具备双重学术价值——历史梳理与理论创新交相辉映。以“文化自我”为核心的文化自信之路，显得更为结实坚定。而此种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不仅规避了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更是打通了文明互鉴与文化自信间的联结：让文明互鉴成为通往文化自信的途径。由此，《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不仅展现了历史维度的全景叙事，还阐述了壮大文化自我、实现多元共存/共生的方法。该书既是折射百年文脉流变的时空之镜，亦是烛照当代中国精神坐标的智识灯塔。其价值已超越传统的历史著述范畴，跃升为具有时代使命和现实担当的理论巨著。■
（本文作者单位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