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冰 “我们选择做全国580多家出版社里的‘唯一’，而不是‘之一’。”
提前两个月，接受专访这件事就已经进入了胡开敏的日程规划，但每天密集的会议、频繁的出差让他很难确保能预留大段时间来回忆自己的经历和故事。甚至外文出版社上下似乎都习惯了要在社长办公室门口排队才能“堵到他”。
作为新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外向型国际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的掌舵人，这几乎是胡开敏的常态，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去开会或出差的路上。“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很恍惚，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是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首都）还是杜尚别（塔吉克斯坦首都）。”
进入外文出版社30余年，他从对外出版编辑一线走到一社之长，其间独立或参与策划实施对外出版项目近3000种，其中国家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重点项目近600种，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编译出版、发行宣介、国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实施者；作为管理者，他充分继承外文出版社的光荣传统，重视队伍建设，加强统筹协调，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重点推进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在他的带领下，多年来外文出版社经营规模持续增长，相继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文明单位”称号等诸多国家级荣誉。2023年，胡开敏本人荣获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2024年12月，中国编辑学会为他颁发了“从事编辑工作满30年编审纪念证书”。
胡开敏的30余年从业经历，已深深嵌入了外文出版社的高速发展进程与国家对外出版事业的壮阔图景之中。
破壁：“要往高处走，不能只一味地向下扎”
如今再回忆30年前与外文出版社的相遇，胡开敏觉得，自然得近乎“传奇”。
虽然真正走进图书出版的大门是在1995年，但他扎实的编辑基础及与外文出版社的缘分，早在踏入百万庄大街24号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北京大学毕业后，胡开敏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为国家级核心学术刊物《红楼梦学刊》的一名编辑。八年“红学”编辑的严谨淬炼，要求他精研版本考据、深耕学术源流，从精心约稿——“红学”名家刘心武、王蒙在该期刊发表的首篇研究文章都是他所约——到深入印厂盯排版印刷流程，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虽然这是一本中文期刊，但期刊目录需要翻译成英文。每一次刊物付印前，胡开敏都要骑着自行车，将目录页送到翻译界泰斗杨宪益、戴乃迭先生家。“就在现在外文局大院东南角的一层，二位先生接过书稿后让我在客厅小坐，他们回书房现场翻译。”等待的这一个多小时里，胡开敏每每都能听见书房里打字声如雨点落下，那是思想跨越语言藩篱的声音，他深受感染。如今，在中国外文局局史馆里，二位先生的照片被高高挂起，经由他们翻译的《红楼梦》《鲁迅选集》也展陈在玻璃柜里。
多年后回望这段岁月，他虽然尚未正式踏入图书出版行业，但其实已经是个“老编辑”了。凭借8年积累的对编辑工作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经验，1995年初正式调入外文出版社后，他很快就进入角色，“在外文出版社做编辑和过去做‘红学’期刊编辑，根本逻辑都是一致的，要把内容用最好的方式呈现出来”。但随着经手的书稿越来越多，他越发清晰地感受到外文出版社的特殊性。《红楼梦学刊》是一本专业期刊，聚焦一部书、几种抄本，所有的内容都扎得很深。但外文出版社成立70年来，一直肩负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和担当，聚焦的不只某个单一学科或是某个出版细分领域，他们所关注的领域是整个“中国”，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乃至传统医学（除尖端科技外），几乎无所不包。因此，做图书编辑，尤其是外文出版社的编辑，要往高处走，而不能只是一味地往深处扎。
深交：“我在梦里和王莽吵了一路”
胡开敏入社不到半年，社里计划策划一套有关中国传统器物的书，包括中国传统家具、中国青铜器、中国钱币等，以此来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他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中国钱币”。这对文学专业毕业的他而言无疑是一片知识荒漠。“我连五铢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回忆道。接下来的几个月，胡开敏骨子里的那股韧劲爆发了，他铺开凉席睡在集体宿舍地板上，白天带两个馒头，泡在国家图书馆（时称“北图”）查资料，或是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的钱币博物馆，晚上闭眼全是“五铢钱”“刀币”“王莽改制币”在脑海里翻腾，甚至在梦中与这位新朝皇帝辩论币制改革。“有天半夜在地铺惊醒，发现自己和王莽在梦里吵了一路。”胡开敏笑着讲述。
不久后，他提交了一份扎实厚重的选题报告，从内容架构到图片遴选事无巨细，让在场的社领导纷纷惊叹，他已是半个钱币专家了！尽管这套丛书最终因故未能出版，但书已在心里，胡开敏的办公室抽屉里至今依然珍藏那份报告。经此一遭，他更深切体会到，图书编辑要像海绵——面对陌生领域，就得把自己浸透。“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编辑生涯一次跨行业的成功尝试。”
1998年前后，胡开敏升任第一编辑室主任，应工作需要，开始深度接触中国传统医学、中医文化类选题。“这跟我过去大学学的（文学）完全不一样。”他回忆道，“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它们都关乎中国，特别是深厚的中国文化。”中医蕴含的哲学逻辑与人文关怀，与文学在底层逻辑上存在某种奇妙的贯通。
为了真正吃透中医相关的选题，胡开敏主动“打入”了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目的很明确：学习、交流、聆听，“听专家讲自己的研究，听这个领域的最新动态，听哪些是关键点”。通过频繁的交流与约稿，他不仅了解了许多前沿理论，还与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李经纬、蔡景峰、谢竹藩等国宝级医学专家结为了忘年交。
正是在与顶尖专家的密切交往中，胡开敏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学术争鸣：“他们之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在学术上各执己见。”比如中医英译，一派以中医研究院专家为主，主张“以我为主”，对于“阴阳”“太极”等核心概念，采用拼音直接音译，强调文化自信；另一派则以曾任职世卫组织的谢竹藩先生为代表，力主“效果导向”，强调要用国外读者能理解的语词进行意译，注重跨文化的接受度。面对这种专业分歧，他并没有回避，而是在不同项目中有机融合两派之长。多年来，他参与实施或主导策划推出了包括《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中国针灸学》英文修订版、《中华医学通史》英文版、《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分类词典》在内的大量中医文化类相关图书。
“编辑要成为杂家，更要做能与专家对话的‘知音’。”这种持续学习、跨界沟通的职业特性让他深感着迷，“一个行业，它能让我不停地更新自己，不停地在这个领域——不能说顶峰，但起码是高原上成长，自信也会一步步增长。”即便在日后逐步走上管理岗位，直到成为一社之长，他也始终保有这份对专业度的敬畏与跨界沟通的自觉。
掌舵：要做“唯一”而不是“之一”
胡开敏从案头编辑走向管理核心的轨迹，与外文社的发展变化同向而行。当肩上的担子从一本本书稿，逐步扩展到整个出版社的战略航向时，他需要用更高的站位、更宏阔的视野，坚定地把好手中的舵盘。
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后，面对部门里经验丰富但精力渐衰的老编辑与活力充沛却经验欠缺的年轻人，他主导设立了“蓄水池”制度。“那时候自己并没有什么管理的理念，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他谦逊地说。鼓励编辑按比例将部分工作量放入“池”中，用以激励和帮扶需要支持的同事，特别是老同志。“通过这种机制，让老同志的智慧和经验得到传承，也能引领年轻同志快速成长。”这种基于团队协作、优势互补的机制，有效调动了团队积极性。
此后，胡开敏历任外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于2018年升任外文出版社总编辑，2021年出任外文出版社社长，从部门内容管理跃升至全社出版规划与战略管理的高度，他见证并参与了外文社的每一次变革与进步，也见证了国家对外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编辑和翻译出版，一直是外文出版社的“一号工程”，胡开敏有幸参与并组织实施了该书第一、二、三、四、五卷中文版和多语种版的全流程工作，从编辑审校、印制出版到推广发行、国际合作，全力以赴用最高标准、最高质量、最高水平圆满完成了这项光荣使命。“对一个出版人来讲，能够亲身参与到习近平总书记著作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宣介的伟大事业中，为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是莫大的荣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出版42个语种，发行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领导人著作。
此外，外文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总书记重要著作多语种版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等总书记署名著作、重要论述摘编和主场外交讲话选编等多语种版。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陆彩荣回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发行时，胡开敏在外文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分管编辑、印制等环节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血压高压飙到过180，满脸通红。时任外文局局长张福海爱将心切，强令他吃药休息几天，才缓解过来。重点项目交给他，我们从来都是放心的”。
躬逢盛世，幸莫大焉。但胡开敏也越发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心里始终牢牢记得，在全国580多家出版社里，外文出版社要做“唯一”，而不是“之一”。
除了作为外宣阵地的特殊性外，这份“唯一”性还体现在外文出版社特殊的国际化队伍结构上。外文出版社内部不仅有中国员工，还有多语种的国外员工。7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国际化的队伍结构也是外文出版社出版质量的重要基础保障。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外文出版社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图书翻译出版工作的5名外国专家回信，向全社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对外国专家予以亲切勉励，并希望他们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用融通中外的语言、优秀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引导更多外国读者读懂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流沟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同时，外文出版社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社内翻译队伍人数多于传统编辑的出版机构，目前该社翻译人员约有70人，共涉及8个语种。多年前，外文出版社也曾经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尤其是能够担任外文图书定稿之责的顶尖翻译力量不足。但近年来，在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和做好内容建设的同时，胡开敏始终把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项目和优秀人才之间往往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他表示，“在重大项目的编辑、翻译和对外推广上，社里往往会配备最优秀的团队。相应地，也有一大批编辑和翻译人员经过重大项目的磨炼，成长为对外出版的骨干力量，是国家对外传播极其重要的一支队伍。”
2022年，胡开敏开始有节奏地在社内优化组织结构，尤其是以培养专业外宣队伍为宗旨，重组了外宣编辑团队，将编辑部门分设党政文献、主题时政、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四大编辑部，让各个编辑部能有更大的空间打造品牌产品，并以此培养一批能够“与专家对话”的专业化人才。近几年，社内多名外国员工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荣誉。
在胡开敏的战略引领和全社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外文出版社以雄厚的对外编辑、翻译、出版、营销实力，持续对外输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如规模宏大的“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中国时政话语翻译基本规范》系列丛书、“读懂中国”丛书、“译中国”文库“经典品译”系列、“丝路百城传”系列丛书等，在海内外广受赞誉。
使命：未来已来，全力构筑外宣品牌壁垒
外文出版社成立70年来，不断探索符合对外传播需求的国际合作工作路径，从最初的版贸输出与引进，逐步拓展成为新时代多元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过去近20年里，经营规模翻了10倍，逐步从一个以传统出版为主的单位，向多元化、数字化、国际化的现代出版机构转型。
身在外宣工作一线，胡开敏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伦敦书展期间，他曾亲眼见证各国智库专家争相取阅习近平总书记著作的盛况；泰国前副总理毗尼更是向他展示了自己锁在柜子里、怕被同事“把最后一本也借走”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毗尼还急切地向他催问新版的出版进度。
“这些年来，外文社的发展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紧密相连。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升，外文社作为对外出版的重要窗口，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胡开敏说。
他担任社长的这些年，正是出版行业变化日新月异的时期，数字化浪潮涌动、新旧媒体融合、文创产业兴起，给传统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凭借其敏锐的行业洞察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带领外文社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拥抱变化，开拓进取。
例如在IP打造和品牌化建设方面，2024年上海书展期间，外文出版社的三卷本精装英文版《红楼梦》成为书展现场焦点，以全价销售，近60套备货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相关文创也销售火爆。书展现场，外文出版社与戴敦邦艺术馆还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共同成立“戴敦邦艺术国际传播中心”，以这套经典的英文版《红楼梦》合作渊源为纽带，计划在未来进一步拓展合作，为全球读者提供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新产品、新途径。
2025年7月1日，外文出版社倾力打造的品牌书店“7号书坊”正式开业，开业当天就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关注。这家小而精的特色书店处处透露出外文出版社的品牌基因，店里不仅陈列着众多大热的中外好书，还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文创产品。胡开敏表示，未来将逐步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文化灯塔、生活旗帜和亮丽风景，建设形成“小而精、小而美”的地标性品牌书店。而书店所在的中国国际出版大厦，也成为外文出版社开拓“走出去”多元路径，探索深度融合发展的窗口和前沿阵地。
在社内，胡开敏也致力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突破创新瓶颈：重组了传统的数字出版部门，倾力打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数据库，力图通过新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立了外文融创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灵活引进优秀技术人才，创新运用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国际传播新高地。
无论市场和环境如何变化，胡开敏对出版行业及外文出版社未来道路充满信心，他也在全力引领外文社通过构筑特色品牌壁垒应对全新挑战，多角度、全方位巩固外文出版社的“唯一”性。如今的外文社正朝着建设成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一流出版机构的目标稳步迈进，未来也将持续在国际出版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