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有些告别不只是一瞬，而是在漫长岁月的沉淀中缓缓酝酿。每一位出版人的故去都是一次漫长的告别。
排字架上的铅字、装在信封里的手写书稿、一坐就是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这些出版人曾经的日常，已在岁月中渐行渐远。一同淡去的，还有对那段筚路蓝缕创业时光的无限遐思，与那一个个鲜活面容的温热记忆。
如今让我们不舍的人，又多了一位。2025年6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编委会主任张天蔚先生在上海因病逝世。这一天距离他的72岁生日，仅差一个多月的时间。
把时针拨回1985年，32岁的张天蔚迈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曾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水面舰艇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他，毕业后一直在校本部工作，因为爱书，毕业7年后毅然选择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交大社”），成为一名普通的编辑。可能“半路出家”的他也没想到，从那一刻起，他将把余下的人生，全部献给出版这项神圣的志业。
从办公室主任、副社长到社长，到后来转任总编辑，再到退休后被返聘成为编委会主任，在这四十载时光里，张天蔚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企业转企改制的波澜壮阔，见证了中国高校出版社走向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整个过程，也身体力行，参与并推动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实践，在出版史上留下了诸多鲜明印记。
我们一次次在心中回望他的身影，才渐渐意识到，那些沉默中耕耘的日子、那些为书而奔走的年华，早已为“出版家”刻下了最终注脚——那便是，把一生所有的热忱与心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书，奉献给出版的理想世界。
“出版难”的时代，他用热爱与担当筑起一座桥
上海科普出版社副总编辑潘新曾在交大社与张天蔚共事多年，在他眼中，张天蔚在交大社乃至中国大学出版史上，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张天蔚加入交大社的1985年，对中国出版行业而言，同样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就在这年年底，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在太原召开，大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明确提出出版工作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冲突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改革开放后出版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刻有了方向与蓝图。
对一家规模不大的大学出版社而言，“两个效益”究竟要如何兼顾？入行之初，张天蔚就在思索这些问题，而解题的过程则贯穿了他的整个出版生涯。
“所谓‘出版难’，主要是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的图书，特别是学术专著，由于曲高和寡，印数极低，经济亏损严重，难以出版。”早在20世纪90年代，身为一社之长的张天蔚，就敏锐地察觉到大学出版未来发展道路上必须突破的天花板。
当时大学社在全国出版行业中更多扮演绿叶的角色，业务高度集中于教材出版的板块。在《我看“出版难”》一文中，张天蔚大声疾呼：“我们的社长、总编应当是出版家，而不是出版商……充分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有效地运用出版经营策略，即使出版高品质、高质量、高格调的图书和专著，有时也可以不赔钱，甚至略有盈余。”
张天蔚是这么呼吁的，也是这么实践的。他一方面努力寻求政策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优化选题策划、打造品牌项目来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他始终坚信，大学出版社未来发展的关键在学术，“全方位地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事业发展服务是办社的基本主旨。因此，学校的出版资源不管赚钱与否，印数多少，只要有出版价值，就应积极予以出版”。在他的倡导与推动下，交大社形成了以大学教材和学术专著为主体，以科技图书和工具书为两翼的出书格局，高校教材和学术专著占全社出书总量的70%左右。这一结构在今天几乎成为每一家大学社的标配。
既要服务学术、传承技术与文明，又要在经济体量上谋求发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张天蔚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探索专业出版的“双效统一”之法。而几十年思考的结晶，最终凝聚成了举全社之力攻坚大项目的“交大模式”。
“交大社是由教育部批复成立时划定的‘海洋船舶专业’区域社。张总一直强调，得把这块牌子擦亮。”交大社副社长冯愈介绍。恰好张天蔚正是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专业的毕业生，在他的推动下，出版社打造了“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列学术图书，汇集交大顶尖的科研资源，并延伸至造船厂、临港高校等“产、学、研”资源一体化的协同合作出版模式，最终这一丛书获得了首届国家出版基金，也奠定了交大社在重大出版工程领域的地位。
自此，交大社围绕国家急需的重大科研项目如高铁、大飞机等，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出版工程。迄今为止，交大社共承担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25项、“十四五”规划项目14项。自国家出版基金2008年实施以来，交大社连续17年共计有54个项目获得基金资助。
“交大社做此类项目的模式，最开始就是张总一手建立起来的。”作为“船舶与海洋工程”丛书的参与者，潘新回忆道。“诸如稿子怎么梳理、体例格式怎么定、专家学者的编写进度怎么盯，此前都无成法可遵循，是张总排除万难，把这些细节一步一步落到实处，从实施到交付，每个环节他都深度参与其中。”
“船海”项目做了十几年，“大飞机”项目也做了十几年，在冯愈的回忆中，这种“全社动员、大兵团作战”的打法正是张天蔚带出来的风格。“我们常说，一本书的出版，不只是编辑和作者的事，是系统工程。而在张总那里，每一个大项目都变成了全社的事，而他本人永远是最早动员、最晚离开的那一个。”
在推进项目的同时，张天蔚还保有了一份难得的对技术的敏锐。2011年，交大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呈现中国学者研究东京审判的专著《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立信会计出版社社长华春荣也曾经在张天蔚麾下工作多年，亲历了这本大书的诞生。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这一项目启动时，最早提出做数据库的，正是张天蔚本人。
“那是2011年，我们正在讨论《东京审判文集》的出版以及后续方案时，张总提出：能不能考虑做数据库？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立刻根据张总的建议去设计《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建设方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是华春荣也没想到回响来得如此之快：《东京审判文集》（第一辑）出版不久，2012年中日之间发生了钓鱼岛争端，“为此张总甚至还专门在上海电视台接受了有关采访”， 《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也得到了国家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至今这个数据库依然是交大社数字出版的重要财富之一。
四十年后再回首，我们看到张天蔚凭借过人的洞察力和执行力，不仅为交大社搭建了“学术与教育并重”的出版模式，还证明了学术出版也可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营效益。他让行业相信：只要扎根母体大学，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大学出版社不仅能在学术出版中站稳脚跟，还能走出特色，甚至影响全国——这不仅是交大社的突破，更是对行业方向的启示。
张天蔚对大学出版的贡献不仅于此，他也是大学社现代发行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任交大社社长的世纪之交，发行常常是一家出版社最边缘、最弱的职能部门。但张天蔚深知发行的重要性，专门从武汉大学引进了一批发行专业的优秀毕业生，真正把发行作为专业来培养。“他强调发行不光是卖书，而是学术内容传播链条的重要环节。这种认识，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为了彻底打通发行环节，张天蔚在交大社推动了很多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交大社是全国最早一批使用第三方物流的出版社之一，2002年就开始试点外包。“那个时候我们做过调研，全国只有中信出版社有类似的尝试，我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大学社。”冯愈说。
再比如单本图书核算制度，虽然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但张天蔚在新世纪之初就开始牵头建立系统的编辑考核机制，他要求编辑不仅要会看内容，还要对市场有敏感度，要对渠道的反馈负责。冯愈还记得，当时计算机普及度还很低、系统老旧，数据的获取与整理都很困难，“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带头把这件事做起来了”。
在担任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理事长兼发行工委主任期间，张天蔚还投入了大量精力推进大学社整体的发行工作，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上海教育出版社原社长缪宏才当时与张天蔚同在大学版协发行工委，对张天蔚的工作勤勉、调度有方深感敬佩。给缪宏才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天蔚把每年一度的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办得红红火火。“这件事情既考验创造力，也考验协调能力。大学版协没有几个专职工作人员，要想把会办成，很多时候全靠他去跑去说，去整合兄弟单位的诉求。”缪宏才说。而在张天蔚的组织下，大学图书订货会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还从一个单纯的卖书场合，摇身一变成为汇聚论坛、沙龙的品牌节日，出版人、书店人在一起交流想法，探讨对策，激发了无数火花，扩大了大学出版社在全国的整体影响力。
张天蔚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大学出版事业的见证者，更是其重要的推动者。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交大社这艘曾经的“小舢板”如今已经乘风破浪，远渡重洋，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整个大学出版界也走出了过去品种单一的窠臼，找到了自己在新时代的清晰定位，成为中国出版产业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盏灯，一生燃
第一次见到张天蔚的画面，在励讯集团公共事务总监、上海交大社原总编李广良脑海中清晰如昨——那是2008年，李广良研究生毕业应聘交大社时的面试场景。
李广良还记得，那时的交大社“蜗居”在一栋由居民楼改建的办公楼里，房间的形状不太规则，在屋子的一角，有一张很旧的黑色沙发，张天蔚就坐在那里，虽然满身都是刚出差回来的疲惫，但透出一副潇洒自如的神色。
“那个画面让彼时懵懂的我感到，做出版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至少面前的这个人就乐在其中。”李广良说。
此后李广良在交大社工作的12年，始终都与张天蔚一起共事。不久之后他就发现，风尘仆仆是张天蔚工作的常态：“有段时间为了推进项目，我们经常要坐京沪快线航班，早上从上海飞到北京，晚上再从北京飞回上海，这样高强度的往返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他也怡然自得。”
张天蔚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出版人。在华春荣眼中，张天蔚是一个非常温良谦和的人，“他对年轻人真是发自内心地好，无时无刻不在提携与呵护。”华春荣回忆。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在某个关键时刻遇到帮助你、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人——我称之为‘贵人’。张天蔚先生就是我人生中这样的一位‘贵人’。”2006年，华春荣在考虑是否离开工作了15年的原单位，犹豫去向时，与张天蔚的一次面谈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他身上，我被一种强烈的气质所感染，让我一下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仅仅半小时谈话，华春荣毅然决定加入交大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原社长韩建民，也是因为和张天蔚在西安一次大学出版社订货会上心有灵犀的深谈，最终选择加入交大社。后来韩建民与张天蔚搭班十载，一起奋斗拼搏，始终配合非常默契。在韩建民离开交大社后，每到要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拨通张天蔚的电话，而张天蔚也给出真诚的建议。“我非常感念张总对我人生道路的提携与引领，他是我一辈子的知己，永远的好老兄。”
张天蔚的惜才如命，在当时的沪上出版圈里赫赫有名。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张天蔚也打算在社内组建医学出版部，为此他四处招募贤才，其他出版社不愿意放人，交大社就自掏违约金，就像促成明星球员转会一样，短期内聚拢了全沪的医学出版精英，这在大学出版社系统里，是极少见的创新之举，一时传为佳话。而在他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指导下，很多当时的新人如今都已成为业务骨干甚至是一社之长，交大社为全行业培养、输送的人才之多，让许多人把它视作沪上出版“黄埔军校”。
“他的厉害之处不在于领导威严，而在于人格感召。”冯愈回忆道，“不是他让你留下，而是你看着他加班，不舍得走。记得我们做大项目时，他几乎每天10点、11点还在社里。他做到了，大家自然愿意跟上。”
在潘新看来，张天蔚从不是一个把理想挂在嘴边夸夸其谈的人，他的人格魅力正在于他身上的实践精神。“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人，从来不做甩手掌柜，所有的事情都事必躬亲。凡是出版社已经明确的目标，他就会排除一切困难，不论投入多少时间精力，都要把这件事做成。”倘若年轻人的项目没做成，或者把事情搞砸了，张天蔚也都是给予鼓励，还总帮人善后收尾。
李广良还记得张天蔚手把手教他编稿子的场景。“他曾特别指出：多数情况下不能叫‘前苏联’，没有‘后苏联’，何来‘前苏联’？”在李广良看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能看出一个出版人的底色。“在他做总编辑期间，每年签发稿子的数量都非常大，而书稿里每一处这样的字句，都会被他挑出来。‘一字之师’这个词在他身上，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在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里，几乎社里每个年轻人都感受到了他对文字的敬畏。”
很多与张天蔚共事的人都提到，他是一位兼具南北方性格的出版人。“他身上有南方人的细腻与讲究，也有北方人的豪爽与热情。他对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年轻人申报中级、高级职称的表格，他总是一字一句亲自审校，不厌其烦；在出版合同、商务谈判这些环节上，他有着典型上海人的规矩与讲究，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出版人。但在待人接物上，他又极为宽厚、仗义，人脉广泛，尤其担任大学版协副理事长期间结交了许多业内朋友，为我们社争取了很多机会。”冯愈告诉《出版人》。
作为张天蔚的业内朋友，回忆起当年的大学订货会，缪宏才还记得许多有趣的细节：当时张天蔚刚刚当选发行工委主任，订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而在订货会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发行工委的一帮人，举着热烈欢迎的牌子去火车站接站。“那一年的订货会，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除了码洋，就是天蔚兄带人接站这件事。几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心里都很温暖，那时我们就认定，这是一个亲切且务实的人。”
而在交大社内，即使在离开总编辑的岗位之后，张天蔚这位“老法师”依然令人倚重。“‘老法师’是句上海话，意思是说一个人是精通某一方面的专家，遇到问题只要有他出马，大家心里就有底气。”交大社社长陈华栋告诉《出版人》。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张天蔚这位“老法师”在很多年里一直是交大社的那块“宝”。“他办公室的门一打开，就像老中医开门诊，编辑们拿着稿子排着队鱼贯而入。送到他面前的稿子，大都是‘疑难杂症’，一般编辑处理不了，只有他能把脉。而张总总能在很短时间里给出对症的‘药方’，令我们佩服不已。”
经历了退休、返聘，张天蔚对出版的热情没有降低分毫，在交大社办公楼下总是能看到他那辆代表性的自行车。哪怕是2022年，张天蔚因病做了胃部手术，之后进入化疗阶段时，也放不下社里的书稿，放不下对同人的关切，经常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来社里上班。
即使是身体最虚弱的日子里，他依旧打开微信，默默地为同事们的书封、出版消息点赞——那个熟悉的名字，常常藏在点赞列表的最后一行，让人一瞬心头一热。“他的积极与乐观，对朋友的友善与支持，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才停止。”华春荣感叹。
这就是张天蔚，一个把人生献给出版的人。
在同时代的出版人里，他不是最高调的，也可能不是成就最高的，但他拥有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好品质：专注、务实、敬业、豁达，以及最重要的，对交大社、对出版同人、对出版事业无尽的热爱。也正因如此，张天蔚和那一代出版前辈在激荡岁月中打下了行业发展的基石，在貌似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高山仰止的奇迹，鞠躬尽瘁，无怨无悔。
我们怀念张天蔚，不只是怀念他的功绩，更是怀念他作为出版家的精神，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绛帐传薪载尽心弘道脉，青灯淬火一生无悔铸书魂——正如李广良这副挽联所写，同许多同时代的出版人一样，张天蔚先生的一生，就是化己为薪，为出版燃烧生命的一生。而这些出版前辈所点燃的星星之火，也将化作一盏盏传之后世的明灯，照见书页之间的山河，也照见理想不熄的方向。
这既是对张天蔚先生最好的告慰，也是出版界对这位前辈最深切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