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胡笑梅
打开莫晓红的《明月度关山》，一幅立体的岭南长卷便呈现于眼前。轻轻拂开桑叶上凝结的清露，那段烽火岁月里家国悲歌的底色便缓缓显露。作者将个体悲欢与民族命运植根于岭南独特的民俗风情的描述之中。春秋代序，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当那轮曾经高悬于顺德桑基鱼塘、广州粤戏红船上空的明月，最终穿透战争的阴霾，它照亮的不仅是离散游子的归途，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未曾断裂的文化血脉与精神脊梁。
莫晓红笔下的岭南清晨，总是氤氲在淡淡的水汽里，寻常百姓一天的烟火日常也在此缓缓拉开了帷幕。近乎白描的笔触，将岭南的民俗密码拆解成字里行间可视可感的生活片段：木棉花与猪骨同炖的醇厚，马蹄糕散发出的甜糯，新月景茶楼的“一盅两件”，家人听戏时的谈笑风生，缫丝女生怕惊动蚕宝宝吐丝的劳作场景……这一切构成了小说人物现实与精神世界的文化土壤，也是战争前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的真实写照。
小说中，莫晓红没有直接描写战场的血腥，而是通过经济链条的断裂，展现战争对普通民众的致命打击。粤桂军阀混战，百姓四处流亡；日军大肆侵略，传统手工业彻底被毁。蚕丝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就连鼎盛一时的荣昌号缫丝厂也不得不停产，失业的工人茫然四顾，失地的佃农在田埂痛哭，民不聊生，万业凋敝。为了生存，很多人不得已背井离乡，“出走”南洋。善良明理的母亲说：“不合理的就要推翻它，世道早晚会好起来。”这句出自劳动妇女之口的话，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底层民众在绝望中淬炼出的生存智慧。作家用克制理性的描写、举重若轻的叙述，让个体命运融入民族解放的史诗之中。
当纷飞蔓延的战火阻断了人们远行、反抗、生存的道路，戏班的红船便成了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松玉加入德明戏班的情节，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生存空间被无限挤压的年代，戏剧不仅是营生手段，更是精神方舟。红船戏班与八和会馆的背景设置，巧妙勾连起岭南粤剧的文化脉络，让戏班的命运与地方文化的传承紧密相连。云姨开办戏剧职业学校，是与志同道合者携手，于乱世中传承地方戏曲、守住艺术火种、筑牢民族根基的文化自觉。作者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再现了德艺双馨的艺人，即使身处苦难屈辱的年代，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精神的高地。当他们为革命义演募捐时，舞台上的忠烈与台下的义士同仇敌忾，彼时，戏剧已然超越娱乐功能，成为唤醒民众团结一心、积极抗争的有力号角。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立体鲜活。例如从小热爱读书的松玉经历家庭的变故，从一个懵懂贪玩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独立坚韧的女子。她从认真演戏到专心撰写抗日剧本的转变，标志着读书人的觉醒。从演绎他人故事到书写自己的时代，这不仅是个人才华的释放，更是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使然。因脸上有胎记被深宅大院隔绝起来的文慧，在松玉的帮助下走出绣房，那句“女孩子能成就事业，要从绣房走出去”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以陈崇礼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群体，卖掉家产支持革命，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救国力量，展现了“实业救国”理想在战时的悲壮实践，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在经济凋敝的背景下，他们的义举如暗夜星火，揭示了民族资本与民族命运的血肉联系。
蚕农的叹息与戏班的唱腔，富商的义举与农妇的坚韧，这些共同构成了岭南大地的精神图谱，在民俗的肌理中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光辉——这正是莫晓红书写的动人之处。战争的硝烟终将散去，明月始终是照亮归途的灯火。这盏灯里有岭南的烟火气，有传统文化的根脉，有中国人的精气神，更有一个民族对和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的永恒守望。■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