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周振甫的编辑世界和本心

文｜王建辉

由范军编选的《一编审足矣——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202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出自周振甫自己的一句话。曾有人问周振甫：“没有从事专业学术研究，没有去大学做教授、到研究所做研究员，有遗憾吗？”周振甫回答：“中华书局给我一编审足矣。”这一句话显示出他甘愿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操守。现在这部以他此话为书名的书出版了，分为经验脞谈、审稿纪实、编辑忆旧、出版杂谈、文心书简五个部分，篇幅不大只有25万字，但已足够呈现与探求周振甫的编辑世界和内心世界。我读这本书，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点。

 

笔下开明

周振甫作为在开明书店工作过多年的开明人，对于开明的了解自然比其他人多。他笔下的开明无疑具有一手资料价值。我关注到他对开明的编辑工作模式的介绍，一是“当时对投稿或无名作家的稿件才审读、提意见。对有名的学者或作家的书是不需要审读就付排的。所以只能在看校样中发现问题向作者提意见”。二是“做编辑工作的不必审查书稿，是在领导决定采用书稿后，或在书稿排出校样以后，做编辑的才对书稿做编校合一的工作”。也就是说选题完全是老板定的，编辑基本无权也无须提出选题。对这样的编辑工作模式利弊是可以做进一步分析的。他其实对开明的这种编辑工作有过许多的批评，这是难得的。他批评开明在编辑的能力提高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一是指导不够，二是要求不严。让年轻的编辑编书，应该给予指导，指导他从多方面去找有关资料，这样来丰富他的知识，来帮助他学会做研究工作。开明在这方面完全不管……对年轻人写的东西，应该提出严格要求，帮他提高。这方面开明也没做。后来连这样的机会也很少了”。

 

编辑见解

作为一个毕生从事编辑工作的老职业人，周振甫在这本书里有许多精深与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一部分是他人的很有名的说法，但这些他人的见解都经过周振甫的阐释，融入了他的理解，体现他向古人和他人学习做编辑的思想。如他曾写过《古代的编辑学》一类的文章，主张向刘向父子以及章学诚学习。

再如他写到夏尊的“人和杂志的关系”，也就是许多文章都提到的“人办杂志”和“杂志办人”。周振甫说，夏先生提出开始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周振甫有一种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开始时为了发表某种理论，有目的地办杂志，后来提不出什么新的理论来，为办杂志而办杂志，就成了杂志办人了。他进一步解释，“按照夏先生的教导，只有不断地跟着时代前进，不断地适应读者新的需要服务，才能不断地做好‘人办杂志’的工作”。

在钱钟书的校对观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拜赐多矣。”周振甫的文章提供了这句话的来历。从周振甫的介绍中，我们得知这句话是周振甫为钱钟书的《谈艺录》出版做校对，书出来后钱钟书将书再读一遍，还是发现了一个错字，于是引出钱钟书的这句话，这句话题在了给周振甫的赠书上。周振甫指出，钱钟书说这句话并非批评周振甫，反而是安慰和感谢他，认为除非有千手千眼才能校得没有错字。确乎如此，校对很难，要有高水平、高手眼才行。

他还多处提到傅彬然关于编辑工作的“裁缝说”和“龙套说”。“裁缝说”是指编辑对材料的剪接编排，“龙套说”是指编辑围着各种各样的书稿与作者转。编辑明白了这两个提法，就要有针对性地强化自己的能力，学会做裁缝，学会跑好龙套。

书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周振甫自己对编辑出版的见解。周振甫以编辑实践见长，工作作风细致入微。但他也在实践中表达了自己的编辑见解，虽然有一些是心得，有些看似老生常谈，却是经验之谈。一是编辑要有自己的著书实践。他指出：“由年轻的编辑参加编书，是给予锻炼提高的一个好办法……假如编辑只顾审稿，不参加自己编书，对编书的甘苦缺少体会，审稿水平也不容易提高。”这里的“编书”概念是现今作者意义上的劳动，这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炼出来的。他一再强调“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编辑工作同研究和学术著作不是截然分开的”，这是他编辑思想的主旋律和基本点。二是编辑要有安定的环境。他说：“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编辑工作也不好做。”三是做选题既要能领会领导的意图，“免得组来的稿子不符合要求”，又要了解读者的需求。“适合读者需要的书，才能起到为读者服务的作用。”四是要善于审稿。“由于书稿的内容多种多样，对审稿的要求也不一样。但要注意，自己的知识有限，在审稿中要吸取有关知识，找同类性质的书来做比较，在审稿中提高自己的审稿水平，做好审稿工作，这大概是一致的。”五是编辑也要校对。除了校原稿外，还要通读，通读时会把普通的错字读出来。六是青年编辑要敢于超过老一代编辑，“青年编辑的提高，需要在努力工作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处，在领导的帮助下，利用现在的条件去做补课工作，来提高自己”。

 

平实风格

周振甫的学问尤其是古代文史知识很扎实，这些学问不仅体现在他著述的许多学术普及的图书里，也体现在他写的许多学术书稿的审读意见、直接谈学术的编作通信里，以及一些学术大家对他的认可上。这是他成为一代编辑大家的根基，也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本功。

周振甫学问大，但似乎不太会写文章，又或许可以说是他的文章太平实，如果不是专门来研究的话，可能可读性不强，不太吸引人。比如他在给一位编辑同行的一封只有几百个字的信中，连用了三个“真不可及也”，却不是排比句，在用词上似乎有点单调、累赘。但这也正好说明了他的文风平实，这平实里有一种谦虚的品格。周振甫的一个品质是谦虚，他的谦虚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许多的反映。

周振甫为人称道的还有他与钱钟书的学术交谊。周振甫的文章里也说到与钱钟书最后的交往，是出版钱钟书之父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未写完的书，只编到元朝，周振甫从钱基博的其他著作里采摘出相关的文字，将其大致补齐，交中华书局出版。出版要签合同，周振甫认为要找钱基博之子钱钟书签，而钱钟书要周振甫代签。钱钟书的意思是，这部书由周振甫整理，稿酬要归周振甫领。只有签了字才能付印，周振甫于是签字，但未领取稿酬，交给了钱钟书的女婿石声淮教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位学人的风节。这一最后的交往发生的时间，周先生未提到，查此书出版时间是1993年，那么两人最后的交往应当大致在1992年。钱钟书在1998年去世，周振甫在2000年去世。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大约有六年时间并没有交往。两人都是老人了，少走动不来往，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本书编选者范军曾经与人合著《中国出版家·周振甫》，对周振甫做了一个这样的定位：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传统文史普及的一代大家，共和国编辑的“大国工匠”。这个定位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这本书便提供了一个从这些方面进一步解读周振甫的不可替代的文本。做编辑的人应该读周振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