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艾宁 “任何职务都会退休，但‘出版人’是一辈子的身份，是超越任何职位存在的终极追求。”
202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崔人杰在心中立下“军令状”——“如果自己做的第三本市场书《大宋开国》表现依然不佳，那就彻底放弃做这条线”。此前，他投入心血策划出版的历史著作《则天武后》和《史念海佚稿》均没有取得预期的市场成绩，这对一个编辑的信心打击是巨大的。
而当时背水一战的他一定没有想到，《大宋开国》将成为他编辑生涯的转折点，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还成为他从0到1创建“溯源”这一历史图书品牌的起点。
如今三年过去，“溯源”品牌已出版图书近30个品种，团队扩充至9人，销售码洋近1500万元，平均销量超过6000册，成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晋版振兴”计划的代表性品牌，并在全国社科历史类图书品牌中崭露头角。而当初破釜沉舟的崔人杰也成长为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造就了一段编辑与品牌互相成就的佳话。
从最后一搏到绝处逢生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崔人杰办公室的书架上，那里摆放着“溯源”已出版的所有图书。从《大宋开国》到《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从《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到《汉武帝评传》，这些或经典再版或原创策划的历史类读物，在各社交平台均收获了不少历史图书爱好者的热议和好评。崔人杰谈起每一本书都滔滔不绝，仿佛在骄傲地介绍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们”，喜爱溢于言表。
2013年，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命运推使他站在了“出版”这座连接学界和公众的桥梁上，他期待自己在编辑这一岗位上，能策划出版一些真正值得流传的历史图书。然而在最初工作的几年里，受困于各类琐事，他始终没有机会做自己真正热爱的选题。直到2022年创立“溯源”，那年，刚好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年。
做《大宋开国》选题时，崔人杰吸收前两本书的经验教训，刻意把编辑书稿的时间拉长，边做边思考究竟怎么能把这本书做好。他意识到，只有将图书做成“品牌”，才能让产品线更加精准和垂直，从而在读者心中扎下根来。于是，创建一个品牌的想法，在崔人杰脑海中逐渐成形。那段时间，崔人杰刚好在读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短篇小说集《时间之战》，其中一篇名为《溯源之旅》的作品给他带来极大震撼。这部短篇以时间倒流的方式讲述了一位老者变为婴儿的故事，既是对个人经历的追忆，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回溯。“当时我灵光一闪，这不正是我想做的图书品牌的理念吗，聚焦在个人身上是对个人经历的追溯，而如果把眼光放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上，那就是对历史的溯源。”于是在下印前，“溯源”二字被郑重地印在《大宋开国》的封面上，就这样，“溯源”诞生了。
《大宋开国》出版后，崔人杰迎来了更大的难题——如何营销——这也是此前两本书做得最不如意的环节。“当时社里没有专职营销人员，我也没有任何经验，只能用最笨拙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学习别人怎么做。”
崔人杰调研了市场上同类书的营销路径，将其发表书讯、书评的平台账号一一记录下来，再逐一私聊，向他们介绍“溯源”并邮寄样书。“营销本就是一项非常繁杂且没有捷径的工作，对于我们这样零营销基础的品牌来说，这更是一个大海捞针的过程。”意料之中地，多数博主没有理会他，甚至有博主直言：“只有一本书也敢说自己是品牌吗？”但崔人杰乐观地想：“即便只有小部分博主回复了我，对于刚刚起步的‘溯源’来说也足够了。”经过几轮问询和梳理，崔人杰手中便掌握了一百多个历史类博主的营销资源，形成了初步的营销矩阵，这也成为“溯源”后续营销的基本盘。
做《大宋开国》的那段日子，崔人杰第一次感受到“为了做一本书不顾一切”的冲动。“编辑书稿阶段，我可以在案头加班到凌晨，而为了打通营销渠道，我频繁地跟各平台博主交流，以至于手机都发烫到‘要爆炸’的程度。”或许是背水一战的他早已没有了退路，这“最后一搏”反而让崔人杰绝处逢生，他感到自己真正找到了作为“出版人”的使命。
道假诸缘，复须时熟
几乎是在“溯源”品牌成立的同一时间，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提出深化“晋版振兴计划”，并于2022年8月启动“晋版振兴”优秀团队评选，以1600万元的“真金白银”激励集团下属出版社优化品种结构、推出亮眼品牌，好书全流程追溯，盈余留社，亏损追投。
彼时已具雏形的“溯源”成功获选“晋版振兴”优秀团队，不仅得到了集团给予优秀团队的10万元出版活动经费，每个成熟的优质选题还能得到集团8万元的资助。“这8万元是集团给予优质选题的注册资本金，它不是单纯的利润补贴，不能用于直接成本核算，但有这8万元的兜底，编辑就有了放手去做的勇气。”崔人杰解释道。
同时，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梁晋华对“溯源”的选题布局给予充分信任，打破常规的选题论证模式，放手让“溯源”去尝试、去“冲山头”。对于每个符合要求的优质选题，社里拿出3万元的基本利润作为保底——挣了钱拿超额奖金，赔了钱拿保底奖金，编辑做书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溯源”也没有辜负社里的支持，策划出版的图书都已实现盈利。崔人杰感慨道：“如果没有梁晋华社长的信任，‘溯源’很难走到今天。”
崔人杰形象地将做品牌比喻为驾驶一台车——“晋版振兴计划”和社里给予的各项支持，就像为品牌发展修建的一条“高速公路”，社领导是把控方向和控制车速的驾驶员，总编室、社办等职能部门是离合器，营销发行、电商物流是车轮，而品牌主理人则是一辆车的发动机。“发动机很重要，它必须为车辆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但如果只有发动机运转，车辆也只能原地轰鸣。”只有各个环节互相咬合，并配合激励机制这一润滑油，车辆才能畅通无阻地全速前进。
而放眼全行业，近年来历史类图书品牌林立，“溯源”如何在两年内闯出一片天地并树立起读者口碑？崔人杰总结了其破局的关键，即专业、差异、垂直。
“溯源”对读者的定位，并非浅层的历史轻阅读爱好者，而是有一定阅读基础的历史发烧友，甚至是有教育基础的历史专业人士。因此，“溯源”所出版图书的专业性是崔人杰尤为看重的，“内容要足够硬核，经得起专业读者推敲，甚至能成为日后学界参考的权威版本”。基于此，“溯源·学术经典”子产品线应运而生，该条线多为经典再版书，如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北朝隋唐史论集》，韩茂莉教授的《宋代农业地理》，王子今教授的《史记的文化发掘》，宋杰教授的《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柳春新教授的《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等等。这些著作经过时间验证，广受读者好评，其中不乏开创了某一领域研究范式的奠基性作品。此外，“溯源·经典译丛”则从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中择优引进，如《项羽》《杨贵妃》等，作为另一视角下的重要补充。
专业的内容必须匹配专业的编辑。崔人杰特别提到，在“溯源”创立之初，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一位主做案头工作的“定海神针”——他的同事张志杰。张志杰毕业于兰州大学文献学专业，编校能力极强。“溯源”的一些学术书编校难度很大，但只要有张志杰把关，崔人杰就完全放心。二人识于微时，因共同的志向和价值观凝聚在一起，“一外一内”，既是互补的搭档，也是彼此的后盾。
而“溯源”的装帧设计师陈婷，也是从社内“发掘”，与团队共同成长起来的。崔人杰始终认为，图书品牌一定要培养内部的设计师，这样才能节奏同频，实现沟通效率最大化，并在设计语言上完全贯彻品牌的理念。此前从未有过市场书设计经验的陈婷，最初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合期，在崔人杰的鼓励下，她不断摸索、尝试，逐步找到了品牌理念和设计风格的平衡，越发游刃有余。“溯源”图书的封面记录了这一过程：从最初设计形式和配色较为单一，到后来设计元素更加多元、配色更加创新，封面设计仿佛打通“任督二脉”，对品牌风格形成了有益加持。
如今，“溯源”团队从最初的3人扩展至9人，加入了更加年轻的编辑和营销力量。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让“溯源”团队的分工更加明确，运转更加顺畅、高效。崔人杰特别提到团队中的年轻编辑侯雪怡，“她的编辑加工水平、文献功底和外语能力都十分出色，尽管入社才3年，但她已经成长为‘溯源’重要的编辑力量之一”。
如果说学术经典和经典译丛体现的是“溯源”的学术眼光，那么原创新书则是其策划能力的体现，也是品牌差异化的来源。《如朕亲临》《沙陀往事》《版图之枷》《天命在我》等原创作品，均视角独特、见微知著、不囿于陈规，符合当下读者“以小切口映射时代”的阅读趣味。“我对这条线的要求是，即便是通识作品，也不能单纯讲故事，而要具备学术内核，以研究、推演的逻辑不断接近历史真相。”在“溯源”创立初期，为了稳定读者口碑，崔人杰有意放慢了原创新书的出版节奏，“当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奠定了口碑基础后，我们会加大做原创新书的比例，希望这条线能成为年轻历史学者出版第一部通识作品的平台”。
而品牌的垂直化，是在“溯源”成立初期就确立的标准。崔人杰认为，只有内容高度垂直，品牌才有辨识度，触达的读者才能精准，品牌才有基本的市场保障。“但是在中国史这一垂直分类之下，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比如断代史、政治史、人物传记和其他视角独特的原创作品，我们都有所尝试。”
做出版人是一辈子的事
作为品牌的“发动机”，主理人的能力决定了品牌发展的高度。在崔人杰看来，图书品牌主理人的能力又可进一步拆分为“专业”和“热情”。“专业是做事的根基，而热情是一切动力的源泉。”
热情，也是“溯源”重要的内核。“无论是编辑的热情，还是作者的热情，我们都希望将其激发出来，当我们满怀热情去做书，读者是能够感受到的。”崔人杰说。他相信，正是这份热情与真诚，让书稿有了温度，也让品牌有了灵魂。
作为“发动机”，品牌主理人不仅要自我驱动，还要带动整个系统运转。创立“溯源”后，随着与各环节配合的深入，团队推动了社内设计、营销、发行等环节的协同变革。“这是一个撕裂原有平衡的过程，可能会面临非议，但不破不立，当真正把品牌立住、把市场做起来后，新的局面便会打开。”
崔人杰记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胡彦威曾在一次培训讲话中说：“出版只是一种现象，现象的背后是流程。”这句话让他醍醐灌顶。“只要捋顺流程、建立制度并用对人，就能得到自己预期的出版结果。”在社长梁晋华的支持下，“溯源”建立了新的激励制度，确保每个参与环节的人都能从图书的良好表现中获益。当发行量可观、各方都能获得回报时，信心便随之建立。“既能提高收入，又有职业成就感，形成了良性循环。”
他想起已故的庄春波先生的著作《汉武帝评传》被“溯源”再版时，遗孀刘春明在“代再版后记”中写了一封“寄往天国的邮件”，并说：“《汉武帝评传》的再版，激活了你的学术生命，让我感觉你从未走远。”
正是许多这样的真情时刻，让崔人杰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做出版的价值所在。他将职业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10年积累，中间10年开拓，后10年传承。“溯源”是他前10年积累的果实，而如今他正处于“职业开拓期”的开端，“我希望在这10年里，把‘溯源’的品牌根基打牢，让后来者能够传承我们的理念，像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那样，做成一个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出版事业”。
其实在他的心底，还有一个朴素的愿望：“等到退休那天，我可以指着满书架的书对我儿子说：‘你看，你爸职业生涯的成果，都在这儿了。’”他始终坚信，衡量一个出版人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还是看其职业生涯策划出版了多少值得传世的好作品。“任何职务都会退休，但‘出版人’是一辈子的身份，是超越任何职位存在的终极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