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职业吗?

文丨张永美

编辑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孤独”职业,是一份注定需要靠“个人英雄主义”才能做出一番成就的职业。

最近,我搜了一下百度百科对编辑的定义:“编辑是一种工作类别,也是一类职业身份,指对作品等进行编写。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士,中文被称为‘编辑’或‘修改’,编辑属于一种职业,其对应英文词汇为Editor……编辑工作是现代出版事业的中心环节。”

结合我在出版业从业15年的工作经验看,这段定义似乎对编辑充满了误解。首先,百度百科的这一定义简单地把编辑看成是从事修改工作的人,其实远远低估了这个身份的价值,因为信息的修改加工在今天只能构成编辑工作的一小部分。而且,如果把编辑视为现代出版事业的中心,这也未免夸大了编辑的作用。实际上编辑是永远的乙方,是从作者到读者的“搭桥者”。编辑起到的是服务作用,所以不应该把自己当成中心。我们该如何理解编辑这个职业呢?笔者将结合编辑工作诞生之初的情况和备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挑战的今天的情况,以及技术和算法将更为激荡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去重新审视编辑这个职业。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编辑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或许都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孤独”职业,这是一份注定需要靠“个人英雄主义”才能做出一番成就的职业。

一种亘古不变的孤独职业

从古登堡现代印刷术发明到现代职业编辑的出现,编辑这一职业已经经历了近600年的历程。那么,如何理解“编辑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孤独的职业”?这要结合编辑的工作特点来分析。编辑是一种跟记忆和遗忘有关的职业,人类为了对抗遗忘,需要编辑参与信息的整理和加工,从而不断帮助人们提升信息获取的效率和体验。表面上来说,在整理和加工的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给编辑呈现出了一个丰盛无比的世界。但是,仔细观察、细心体验,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实际上,如何整理、加工和优化这些信息,以便读者更好地获取,是一个无比烦琐又枯燥的过程,就像银行柜员每天数钱一样。

我印象中的中国第一个大编辑是近2000年前的司马迁,虽然别人都定义他是史学家和散文家,他本人的工作岗位也是太史令,但我个人认为他的工作符合编辑的特点。司马迁的父亲也曾经做过太史令,一个类似文书起草编辑工作的史官。司马迁本来想追随父亲的脚步,可惜命运弄人,他因力挺李陵被处以宫刑,历尽千辛万苦还是回到原点,最终成为一个编撰历史的大编辑。司马迁回到编辑原点之时,才是他孤独生涯的真正开始,因为司马迁历经13年的艰苦编辑和写作,才终于完成了共计130篇、50余万字的伟大作品《史记》。

我认为,是司马迁作为伟大的编辑所体现出的孤独的个人英雄主义在默默助推,正是这种把孤独望穿的浩瀚力量以及内心的坚决,最终促使他完成了这一鸿篇巨著。

在司马迁之后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也可以看到后继者的孤独与个人英雄主义。用编辑这个视角来解释中国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史书的编写历程,实际上是从文明延续的视角找到了编辑这个职业存在的刚性需求。这也证明了,如果不是因为编辑的亘古不变的孤独以及个人英雄主义,人类文明历史的记载,可能会更加残缺。

现代编辑:个人英雄主义的胜利

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催生现代出版业的欧美,那些利用印刷技术和编辑能力结合义无反顾地传教初心的时代。从某个角度看,最早的现代编辑源自于宗教领域,因为就连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最初也是由教会的人创立的。后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工种的细分,编辑这一专注处理内容的工作岗位逐渐从印刷技术基础上剥离出来,成为现在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岗位,只是,它一直都隐姓埋名,甚至被人们所遗忘。

看过《天才的编辑》这本书,我们才想起还有编辑这个被遗忘了几百年的职业,在孤独优雅地传序人类知识、智慧和文明。这本书也被拍成了电影,可惜这部唯一一部关于编辑职业的深度电影,在中国却票房惨淡。电影中珀金斯收到托马斯·沃尔夫的几十箱的投稿,但这庞大的工作量并没有让那个天才编辑恐惧,从办公室到车上,从路上到家中,从白天到黑夜,他被作品所吸引,他的大脑沉迷于与另一个孤独的大脑相遇,他大刀阔斧去删改,甚至可以说重新塑造了《天使,望故乡》。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他发掘了海明威,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几乎用一个人的沉静力量,塑造了整个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文学时代。珀金斯的工作经历说明了编辑这份职业的孤独性,也表明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胜利。

把视野再放回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出版业,有个非常熟悉的岗位叫做责任编辑,这个岗位在40多年前就存在,它几乎是个无所不能的岗位。如果从岗位细分上来看,一个责任编辑至少要完成三大领域六大岗位的工作。三大领域分别是内容的筛选和获取、内容的标准化和优化、内容的渠道运营和传播。而六大岗位包含了: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版权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和营销编辑。由于责任编辑至少要完成这么多岗位的工作,所以编辑工作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依旧是孤独的。

在英美的出版社已经通过拆分流程开始了出版的工业化运作的时候,中国这种编辑一个人完成一本书全流程的所有工作的方式,使得出版社失去了竞争力。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一个策划编辑如果单打独斗,会减少跟其他六个岗位同步信息所带来的成本,而且移动互联网使得信息开始变得越来越对称,责任编辑更有机会掌握其他编辑的能力,责任编辑一人身兼六职反而更具有竞争力。兜兜转转,责任编辑还是回到了最初那个孤独的内容运营者的身份中去了。这同样体现了编辑的孤独与个人英雄主义。

人工智能时代编辑工作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回归到当下以及未来的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时代,科技夺走了许多本来属于编辑的工作,如用户的匹配、内容的矫正,编辑的工作仿佛更加轻松了,没有那么枯燥、孤独了。但是,科技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编辑在开源的算法之上仍然需要用一种叫做风格与感觉的不可编码算法去选择、优化和传播真正可能利于人类的内容,编辑仍然需要用自己的意志去开展工作。从这一点来看,编辑依然是孤独的,而且是科技和机器无法替代的。

科幻作家郝景芳说:“科技的发展史本身也是一部人类心理的探索史。”机器的深度学习模拟的就是人脑神经网络的运作原理。人脑的前额叶里集中了孵化人类非理性冲动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导致人会联想、会犯错、会害怕、会喜新厌旧、会大哭大笑。人工智能的发展证明了人类的情绪、情感、动机等非理性因素是无法用数据简单地赋予分值的。人工智能的强大反衬出人性的可贵。人性可以揣摩,但是不可以设定;人性有规律,但是规律总会被打乱。人类世界里有很多看似糟糕的意外,但这些意外却驱动了人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很多人说,编辑是一份优雅的职业,这可能是编辑的自我安慰,也可能是人们在用效率主义贬低这个傲慢、守旧并且充满偏见的职业。编辑职业从根本上说是反效率主义的,正是它的反效率主义,才让非理性的人文主义光芒在效率之外得以诞生、发展。全球每年有数百万新书出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人类的各种奇思怪想,只有少数是被时间淘沥出的真正具有价值的书。不讲效率的编辑职业,反而把概率变成了容忍失败的最佳机制。这恰好符合创新机制的无序、多变、模糊和不确定的特性。如果我们只关心效率,只出那些更快、更好、更强的效率之作,反而会陷入效率的悖论,用短时间的高效率带来长时间的无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不靠谱”的编辑,或许正是那个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真正英雄吧。

从文字诞生以来,编辑这个身份就一直孤独地守护着人类精神的传递事业。不管我们是否用一种叫做个人英雄主义的定义去描摹他们的职业特点,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愿意相信,总有一些无法名状的精神规范,它始终指引着我们,迈向一个美好而不确定的未来。

(本文作者系经济管理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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