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2021年10月16日，正当天府书展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为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0周年，古工委组织其成员单位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全国近40家古籍出版社齐聚一堂，在四川成都百悦希尔顿逸林酒店举行“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就如何更高质量地做好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展开座谈研讨。会议由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巴蜀书社有限公司承办。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古工委名誉主任，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勇出席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工作。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1954年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相继成立，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1956年，第一本经过精心整理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又有一批古籍得到整理和出版。为加强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齐燕铭任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协调全国专家学者开展工作，并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北京大学中文系还创建了我国唯一的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古典文献专业，几年间为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古籍出版单位和研究机构输送了一批人才。这些举措，大大地推动了古籍整理工作向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全国先后整理出版了古籍2000多种，取得了丰硕成果。“文化大革命”中，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被迫停止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度停止招生。70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国家虽然曾组织力量校点了《二十四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1966年到1976年，我国整理出版的古籍仅有73种。“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由于人们对古籍的认识不一，有的尚未从“扫四旧”的传统意识中转变过来，古籍研究人员缺少，各大学工作也还在恢复之中，故古籍整理工作一直没有取得有效进展。到1981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已经几年没有招生，面临被撤销的风险。四五月份，该专业的教师很着急，多方奔走，大声疾呼，但都无果。当得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一直关心古籍整理工作，并且5月份还专门向中华书局了解情况后，他们写信给陈云，要求恢复古典文献专业，并扩大招生。陈云接信后十分重视，7月14日，派秘书王玉清专程到北大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在相继听取中华书局和北大教师的意见后，经过综合归纳，陈云将自己以前的思考补充完善，形成了《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文。在他的建议下，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国古籍整理问题。
1981年9月17日，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指示》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重要意义，高度肯定“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二、整理方式，“不仅要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要有今译”；三、领导机构，组成直属国务院的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四、制定规划，由领导小组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五、善本保护，对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措施，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要争取回归或复制；六、人才队伍，可依托高等院校成立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可适当扩大规模，要将各地许多分配不对口的古籍专业人员尽可能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七、经费投入，“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总之，“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根据陈云的建议，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李一氓任组长，办公机构设在中华书局。在李一氓同志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地方古籍出版社也应运而生，岳麓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三秦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更名为凤凰出版社）、黄山书社等都是在这一段时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重新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出成果、出人才的发展道路。《指示》发布后，古籍整理从业者受到极大鼓舞，使得古籍整理迎来了新的高峰。以《十三经注疏》《二十五史》《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为代表的经史子集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写本文献、石刻文献、档案、少数民族古籍等等，都得到广泛整理，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超过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1981年以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80％以上。在出版上，古籍整理的出版能力大大提升。据统计，近年来年平均每年出版2000多种古籍，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教育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古籍整理出版总体能力40年来翻了好几番。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方向，极大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成功打开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再度繁荣的大门。许多专家认为，陈云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其意义不仅在于抢救濒临损毁的大批文物古籍，使历史文献研究队伍得以延续、中国历代整理研究古籍的传统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具有常读常新的长期性指导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古籍出版社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直接经济效益较差、整体经济实力偏弱、同质化产品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费投入降低、队伍严重老化、古籍整理出版业的上游环境不容乐观等等一些新的问题。
2021年是《指示》发布40周年，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特组织各成员单位召开纪念座谈会，总结经验，交流互鉴，以求更高质量地做好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
会上，古工委主任，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徐俊首先做了致辞。他代表古工委对天府书展组委会将本次会议纳入书展活动，对邬书林理事长等领导百忙中出席会议表示感谢，向到会代表表示欢迎。他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温《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回顾40年来古籍整理事业的历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文化强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展望古籍出版的新时代、新格局、新成就，为文化强国、民族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青发表了讲话。他代表甘霖部长对会议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各位领导和各位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他简单回顾了四川古籍出版的历程和已取得的成绩，尤其是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国出版协会和古工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与市场占有率，提升社会影响力，大力实施振兴四川出版工程，经过五年的奋斗，四川出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个效益明显增强。希望各出版社能够以座谈会为契机，多学习、多交流、多互动、多借鉴，研讨新时代做好古籍出版工作的新举措，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融入当代社会，为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发表了讲话。他对古工委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古工委是出版工作协会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也是工作成效最好的委员会之一。他指出，本次会议有三个任务。一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及中共中央在新时期关于古籍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学习认清工作环境的变化，结合各自的特点，找到工作新思路，争取资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贡献。二是要认真总结70年来尤其是4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取得的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完善工作机制和方法，谋划好新时代的新举措。三是要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严肃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务实推进，推动古籍整理取得更新的进步，把新时代古籍整体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人民文学、巴蜀书社、齐鲁书社、岳麓书社、三秦出版社等34家出版社代表做了会议发言交流。社长、总编们分别回顾了各社古籍整理出版的历程，总结了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对项目规划、品牌建设、团结协作、人才培养、融合发展等各方面问题和举措都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要在“守正”的基础上“出新”：既要坚持古籍整理出版的核心业务不动摇，始终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古籍图书；又要根据时代和市场的变化，适应读者需求，尝试新的出版方式，开发新的品类，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