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作者：郭海文 米佳鑫
物质文化，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所谓女性物质文化，不仅仅是指 “女性的物质文化”，而是指用性别视角去审视、分析、解构与女性相关的物品，以人为主，将物放入文本之中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女性日常生活图景，完成女性生命历程的探索的物质文化。
纳物质文化于日常生活史研究之中，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李志生老师很早就捕捉到了这一热点。她的《唐五代时期的凤冠——基于物质文化史和形象史学的考察》，不仅探讨了凤冠的形制，还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探索了凤冠流行所反映的唐五代贵妇的趋贵心理、佛教信仰和外命妇参与家祭时的礼服情况。近来，李志生老师的新作《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更是一部“特别重视‘物’的考索，将‘衣、食、住、行’分门别类，独立设章，呈现出活生生、有质感的历史画面”的力作。特点如下：
将“物”的研究与性别视角相结合
女性物质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女性的物质文化研究，而是要解构附着在物上的男权因素，且建构新的物质文化研究体系。将“物”的研究与性别视角相结合就是构建新体系的最佳路径。正如李小江老师所说，“整个文明史中，作为群体的女性长久未载史册。妇女史的浮出，得益于女性主义史学‘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功。历史文献中关于女性的信息多半出自男性笔下，无不携带着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印记；不披不斩，难见‘女人’的真相。迄今呈现于世的历史，隐含着一部男性主导的性别观念史；要想做好妇女研究，不得不从“剥离”（批判）历代即成的‘史实’开始——因此，女性主义史学一总附着在传统史学的根脉上，手心手背，两面一体，在难以撼动却不能信赖的史料面前翻云覆雨”。李志生老师深谙新史学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她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及翻译的《闺塾师》就是例证。这一点在《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中又有鲜明的展现。
“遮蔽身体成了对女性低俗身体和从属身份的规训”。而虢国夫人在出行时偏偏“不施帷幔”，且光明正大地将身体展示给世人，就如同她的“淡扫蛾眉”“素面朝天”。在对帷幔进行考证时，李老师不仅用古代绘画和出土器物展示了帷幔的样貌，更是利用性别理论对其进行剖析。李老师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强调关注妇女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侧重她们的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这在虢国夫人的研究课题中，同样是一个需要更多揭示的重点……她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有诸多的自我背景与自我导向的，其中明显蕴藏着她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虢国夫人有违儒家礼教和唐代女教教义的“不施帷幔”，其实是虢国夫人“除有冲破‘男女有别’的豪情外，更有着‘让别人看’的强大心理驱动”。正如学者所说“身体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既属于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又从来都与社会和历史观念形影相随，既是自然的、物质的身体，又是观念的、社会的身体；一方面是自律的，另一方面是他律的；一方面观看，另一方面又被看。同时，身体一方面用自己的眼睛打量着自己，另一方面又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关心着他者眼中的自己。这样，一方面是被动的被塑造，另一方面是内在不自觉的惩戒、凝视与规训，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性别劣势，另一方面是既内在于自己又外在于自己的具有双重特性的身体，女性因之成为了自我的他者，走向了身体自由的反面，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未料之结果”。
总之，物的研究与性别视角相结合，既展示了物之态，又阐释了由“物”反映出的复杂社会性别机理。
将“物”的研究与“人”的研究密切结合
女性物质文化的研究，说到底是人的研究，即作为第二性的女人的研究。只有将“物”与“人”密切结合，才能“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全面理解“人”与“物”的关系。如余新忠老师所言，“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生活亦是人的生活。……物质文化史并不仅仅是对‘物’的说明，而是以‘物’为起点， “由物及人”，将“物”放置到“人”的活动中。”李老师对虢国夫人衣食住行的研究“突破传统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将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突出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方式在历史进程中的表象与作用，使日常生活更具灵动性”。
以唐代女性“黄罗帔衫”为例，李老师除了关注其种类及形制，“虢国夫人所着的帔衫颜色——黄色，是其时的流行色”，“虢国夫人的衫裙面料多以罗为之”，还将目光聚焦于“黄罗帔衫”的主人，依据当时的舆服制度及最近经济史研究成果，得出“黄罗帔衫是虢国夫人身份与财力的显现”。再如对“透花糍”食物的研究。除了采用一般饮食名物的研究方法外，李老师关注到“透花糍是虢国夫人府内一种糕点，由其厨吏邓连发明”。而且进一步考证出“透花糍是一种以豆为馅的米糕。再以虢国夫人的豪奢程度，其家所出的透花糍自应是上等材质制成，而这上等材质应是来自吴兴”。如此，打上了虢国夫人痕迹的“黄罗帔衫”、 “透花糍”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衣、食，而是成为塑造虢国夫人的重要因素了。也就是说，虢国夫人的“生成”与日常生活的“物”密切相关。
总之，只有将物的研究与人的研究密切结合，突破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各种器物的形式体系和工艺系统之上，而对使用者（群体）的研究基本缺席——才能闯出女性物质文化研究的新天地。
将“物”的研究与“文本”的研究相结合
女性物质文化研究一定要将“物”研究与“文本”研究相结合，才能了解其产生和演变过程，并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历史相关联。所谓文本，正如专家所说，“一切与人类精神状态有关的事物都被纳入史学研究的对象，实物、图像、文字，无论其史料性质的客观与否，都被统一为一种广义的‘文本’”。
《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的女性物质文化研究，就是将“物”研究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范例。比如，对虢国夫人“行”的研究中，作者指出虢国夫人出行工具大致可分为车、马、辇。作者将这三种出行工具首先与古籍所载文本密切结合，如经部——《周礼》、史部——《旧唐书·舆服制》《唐会要》、子部——《太平御览》《集异记》、集部——《白居易集》《杜诗详注》等。其次，还与如《唐李震墓墓室壁画》《胡人备马图》《步辇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图像文本密切结合。尤其是《虢国夫人游春图》“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将 “物”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使物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将“物”浸染于笔记小说、诗文中，使“物”有了人间烟火。从图像文本中找到“物”的例证，可使人触摸到历史，唤醒人们对过往的记忆，真切感知历史的存在。
总之，将物与文本的研究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把握虢国夫人的日常生活，从而理解物之于虢国夫人生命活动、社会秩序的意义。
综上所述，《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将性别视角运用到物质文化研究之中，以“人”为中心，避免了“见物而不见人”的弊端，紧密结合纸本文本及图像文本，是女性物质文化研究的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