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毕啸南，山东文登人。
从《生而为人》到《一生何求》，他都以故乡为创作背景，以其民俗、风貌、历史为依托，关注着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的个体，穿透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出人性中最真实、最动人的部分。
从前，作为媒体人的毕啸南曾见过许多传奇的人、大写的人、直立的人；在贵州、云南、广西支教的过程中，他发现，在这些偏远地区依然有孩子需要凌晨4点就起床，爬两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他始终盯着世道，以身入局：“我想，生活的一个激浪过来，我们都是弱势群体。”也正是这些个人经历，激发了他对命运、人性等深刻议题的关注，并在作品中持续探讨。
他擅长以草芥的生活图景为切口，去窥见文学创作的母题——命运。他写底层生活图景，写战争，写两性……毕啸南在新书《一生何求》的自序里写道：“从前误认为写作是在创造命运，但经过几段人生才唏嘘了悟，作家只能臣服于命运，小说家不过是命运的翻译家。”对于写作，他始终怀揣着一颗超越个人情感的悲悯之心，但却并非情感的泛滥与无度抒发，而是节制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人性、命运与社会现象的理性穿透。在他的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像一根刺一样生活在这个小城里，和命运进行着抗争。
例如，在《生而为人》里，谢佩秋与苏兆和这对夫妻的命运轨迹犹如两条并行不悖的河流，却各自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波澜。一个仿佛是时代洪流中的一叶扁舟，拒绝被时代的巨轮无情吞噬；而另一个则在时代的重压之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与现实的双重碾压，最终，那份难以承受之重让他选择了放弃与逃离，以此来寻求内心的片刻安宁。同样，《一生何求》中的意夫与阿宝，他们自幼情同手足，共同成长于同一片天空下，却在岁月的洗礼下，社会的阶层壁垒如同无形的高墙，将两人分隔开来……
而这些小人物都是一个人，通向作者一个人。《一生何求》中的哑巴哥儿，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无论是跟随毕富海逃亡，还是在陌生土地上建立新家园，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生而为人》里的祝长生，一个身患癫痫的灵魂，他的世界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作为屠户时，面对待宰的生灵，他手中的刀难以落下；转而成为木匠后，每砍一树，皆是轻声细语，仿佛在减轻它们的痛苦，这份纯真与善良，在世俗眼中或许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误解为软弱或天真。在毕啸南的笔下，那些保持纯粹与善良的角色，往往承载着他对人类本质的深刻洞察与向往。
创作过程中，毕啸南仿佛与笔下人物融为一体，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他内心世界的映射与延伸。不论是毕富海、胡蕙心，还是秋杨、阿宝……每一个角色都是毕啸南思想的碎片，是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引人深思的故事宇宙。对他而言，文学作品也许是平行时空的另一种可能性。
《一生何求》以文登晚清最后一届秀才毕富海的故事为开端，一直延伸至2023年，讲述了四代人横跨百年的命运轨迹——国境线上的生死大逃亡、底层女性的爱与自由、对父权的无声挑战……触达着每段时代历程里最敏感的神经。而在创作手法上，毕啸南始终有着一种“无为”的态度，“我只是写，跟着人物写”，他从可识别的创作框架里跳脱出来，5篇故事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既有长篇的气运又有短篇的巧思。
帕斯卡·梅西耶在《里斯本夜车》中写道：“真正牵动人心的生命经历往往平静得不可思议，既非轰然作响、火花四溅，更非火山爆发，经验发生的片刻往往不引人瞩目。”而在毕啸南的作品里，小人物不仅仅是时代的注脚，更是命运的深刻转译者，而对命运的可抗争性，毕啸南在创作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命运虽有其既定的轨迹，但人的意志与行动，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抗争，甚至改写。正是这种抗争性，赋予了生命无限的可能与意义。”
（出版人杂志记者 钟清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