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程毅中先生不仅在推动书局敦煌文化出版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大功臣。
文｜柴剑虹
程毅中先生仙逝后这些天以来，我几乎每日沉浸在深切的缅怀之中，结识程先生43年来的种种情景不时在脑海中映现……
1981年深秋，我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后，经恩师启功先生推荐，进入王府井36号的中华书局大楼，在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在此之前的10月21日，国家出版局任命文学室原主任程毅中先生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其时，他正忙着参与古籍整理出版十年重点规划的初稿起草工作，以及拟订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草案；12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程先生虽未担任小组成员，在筹备举办全国第二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期间及会后，仍忙于出版规划的修订工作，因而当时我并无多少向他请教编辑事务的机会。1982年3月17日，全国第二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我们这些新编辑主要担任接待、联络参会专家及记录分组会议发言等会务工作，程先生仍居于幕后，承担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起草工作；会后，书局根据规划会上讨论的意见对规划做修订，而主要承担修订任务的即是很少公开露面的赵守俨、程毅中二位副总编。
当年时近夏日，有一天程毅中先生找我谈话，说甘肃省社科院文学所要举办“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因为考虑到我曾有西北工作经历，硕士论文是对唐代边塞诗的整理研究，愿意推荐我同去兰州参会，也能为书局出版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著作增加编辑力量。他说明，根据书局对编辑参加学术会议的要求，必须撰写相关论文，经书局领导审定后方能参会。我知道，程毅中先生是敦煌变文研究的一位开拓者，他在1960—1961年“三十而立”之际，就撰写并发表了《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的长篇论文，就敦煌变文的名称、来源、体制、题材、影响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做了全面而有创见的论述，这也与他看重的古小说整理研究密切相关。我觉得他推荐我参会，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应该珍惜。根据程先生的启示，我赶紧在工作之余寻找相关文献资料，撰写了对法国所藏P.2555《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探究文章。该文经程先生和其他领导的审批，打印了若干份，程先生即向兰州会议的筹备组做了推荐。7月24日，座谈会如期在兰州召开。会议期间，我不仅得以结识亲临会议的刘铭恕、关德栋、段文杰、李永宁、李正宇、张鸿勋、张锡厚、项楚等多位敦煌学专家，同时也得以聆听因故未能与会却提交论文和书面发言的姜亮夫、蒋礼鸿、周绍良、周一良等前辈学者的高论，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学术联系。会后，我头一回赴敦煌瞻仰莫高窟，听段文杰所长亲自为我们讲解洞窟雕塑、壁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次我提交的文章，被列入之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敦煌学论集》；第二年又受邀参加“敦煌学全国学术讨论会”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可谓迈出了之后数十年参与敦煌文化弘扬和敦煌学研究历程的第一步。后来在书局的编辑工作中，我担任了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改版重印的责编，组稿编辑了《敦煌文学作品选》《敦煌学概论》《敦煌史话》《敦煌学简明教程》《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和《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等书。程毅中先生就是带领我参与敦煌学研究的引路人！
程毅中先生不仅在推动书局敦煌文化出版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大功臣。如前所述，他参与制订书局乃至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坐冷板凳，并且身体力行，孜孜不倦。早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之初，1979年9月，程毅中先生期望李一氓同志能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任组长之职，赋诗云：
爨桐焦尾发清音，抢救遗材石点金。
愿得氓公伸巨手，护持古籍借春阴。
表达了对推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期盼。
程先生在多年调研小说类古籍基础上编撰的《古小说简目》，于198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样一本看似不起眼的“小书”，确是实施国家规划重要项目“古本小说丛刊”必备的工具书。他亲自整理出版的古本小说，从1979年在书局印行的《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1982年印行的《玄怪录 续玄怪录》，到1995、2001年推出《古体小说钞》（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到2022年修订新版的《宣和遗事校注》，不啻数十种。有的整理本在出版后他不烦多次修订，力求精益求精。更值得学界推崇的，是程先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古籍整理的方法、规律、理论，从1976年在《文物》上发表的《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袤刻本》，到之后陆续撰著的上百篇相关论文，到2001年结集出版的《古籍整理浅谈》，均堪称古籍整理的指导性著述。
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程毅中先生还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值得我们赞许的。一方面，他谦逊好学，十分关注学界同道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心得、经验，并为之提倡、推广。20世纪90年代初，我请程毅中先生为《文史知识》的“治学之道”栏目撰写专文，他即写了《吴组缃先生教我们怎样读小说》一文谈自己的学习体会；1992年，我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之托，请程先生写一本谈古小说的书，他则约请了十余位研究古小说的专家各撰一文，合编成《神怪情侠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一书提交出版社。他在该书“前言”中还特别说明是“为爱好古代小说的读者和小说史的初学者提供一份参考资料”。恩师启功先生颇赞成此举，欣然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另一方面，对于古籍整理中一些存在的问题，他也敢于提出批评、质疑，不怕得罪人。如1990年书局出版《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二）》的头一篇文章即是程先生所写《克服轻敌思想，努力减少标点错误》，文中坦言：“近年出版的古籍标点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标点失误的问题，即使是专家学者整理的书也在所难免。”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标点出错的两方面原因：“一是知识局限，包括古代汉语、古代文化和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一是工作粗疏，掉以轻心，编辑作风不严谨。”他不仅对自己点校的古籍要求严格，诚如他在2006年版《玄怪录 续玄怪录》的“前言”所说“虽已重校不止一次，但恐仍有疏漏失误”，对一些著名专家的点校本也不忌讳考究指正。
我知道，程毅中先生在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期间，也忠实地履行了就国家文化发展、文史工作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职责。听说程先生曾向文史馆递交一篇关于苏州评弹的调研报告，为家乡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鼓与呼。十多年前，因文史馆编辑多卷本《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丛书交中华书局出版，我曾受命参与相关书稿的审读工作六七年。我看到每次举办有关的编辑工作会议，年逾古稀的程先生作为全书副主编，总是自始至终全心全意地参会，不仅就他负责的“江苏卷”内容发表中肯的意见，也积极参与其他各卷的集体商议。当时文史馆聘请了一些刚毕业的博、硕士年轻人担任此项工作的助手，都对程先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有感触。该丛书10年前在书局顺利出版，程先生功不可没。几年前，程先生觉得上级机构规定出版社每年的“利润增长率”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书籍作为文化产品的特点，缺乏科学性，便书写意见向国务院反映，并获批示，造福于出版社同人。
程毅中先生在同辈学者中，不但是最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专家，而且一直到耄耋之年，仍坚持用电脑撰写学术论著，并且将古籍数据库和纸质图籍相结合规范运用，提高了工作效率与质量。同时，更让我们钦佩的是，程先生一直到去年上半年撰写论文，仍保持了思维清晰、材料扎实、见解新颖的风格，而且十分关注文化、学术界动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23年2月初，他看到电视播映中央电视台创作的《典籍里的中国》里《越绝书》一集，敏锐地感觉这“是古籍工作创造性的转化”，在找出《越绝书》原著重读后，即撰写了《〈越绝书〉与子贡传》一文，不仅提出了对子贡这个历史人物的新评价，还提出了可以做相关纪录片和进一步整理《越绝书》的建议。此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4期，是程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佳作，也是他生命不止笔耕不辍的明证。
程毅中先生是一位纯正质朴厚道的学者。他的仙逝，是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重大损失，我也失去了一位多年来引导、教诲我的良师益友。我在惊悉他逝世噩耗的第二天，痛定思痛，得以赋一首小诗敬挽程先生：
九五春秋磊落人，无私大爱得仁身。
古籍整理立典范，学问探究求精深。
循循善诱诚伯乐，骏骥无惧千里程。
君今飞逝登仙界，仍导苍生扫凡尘。
程毅中先生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