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卷进时代浪潮中的女性,需要重新发现自我——《望海潮》图书分享活动回顾

2024年11月16日下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萧耳长篇小说《望海潮》图书分享活动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批评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与本书作者萧耳,围绕小说的创作风格与女性命运进行了精彩的对谈。

《望海潮》由《朵小姐》、《去海边》与番外《蟋蟀记》组成,讲述了出生于浙江三门农村的女主人公朵小姐一路成长的故事。主人公辗转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童年与成人的故事交织,邂逅不同的男人,经历了多变、坎坷的世事,几十年来的时代风貌变迁亦贯穿于这段生命历程中。

在分享会一开始,王晓乐以“作家的取景器”引入话题,来探讨作家的创作个性。鲁敏认为,作家通过自己神秘的取景器来审视世界,在创作中对世界进行剥离与萃取,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焦点、光圈等,正是一个作家的格局、视野、气象所在。在《望海潮》这部作品中,鲁敏看见了写作者返璞归真的初心,她表示:“在这个作品里,萧耳非常照顾读者对一个人物所有的了解,它的来处,是连根带土一起来的,这个根和土就是她原来的空间,她从小如何成为这样一个人。这种根和土的写作是萧耳对于读者阅读趣味的尊重,而不是一定要玩弄技术。”

毛尖也将《望海潮》视为萧耳创作新的起点,“《望海潮》不仅写包邮区的爱情,还突破这个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变迁,这或许不是她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她新的起点。”同时,毛尖也从两方面肯定了萧耳的这种尝试,“首先,《望海潮》放弃了炫技的诱惑,回到故事中去。主人公何朵朵是一个典型人物,这些年很少在小说中碰到典型人物,大家在玩技术、现代,显得更高级一点,但是何朵朵这个人物很特别,你会感受到她的鲜活。另外,萧耳写出了何朵朵和她的时代,也非常诚实呈现了男女关系,既有委屈又有屈辱又有爱,各种情绪都混杂的东西。”

在活动现场,萧耳分享了《望海潮》的创作历程。她提及《望海潮》的上半卷《朵小姐》最初是2017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当时是作为一个中篇小说。“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干完,落到最后茫然无措,伟国失踪了,朵小姐带着两个孩子,好像从底层到了中产女性,停留在那个点上。我当时看不清楚这些人的未来是怎样的。”好的文学作品的诞生需要沉淀,等写完上一个长篇小说后,她又专心投入到这部作品的构建中,直到2023年才完稿。

图书出版后,也有很多年轻读者反映接受不了这么没有主体性、这么屈辱的、要靠男人的女性主人公,萧耳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和时代息息相关。

鲁敏也颇为赞同,她表示:“我们现在对于女性写作中的女性形象的确立,有一种拿时代当下的观点来绑架人物的倾向,或者说是大家希望作品中出现强大的、强悍的,有着自主意识的女性,这样的当代女性形象。如果大家好好思考,应该知道女性是慢慢走到今天,才能有了当代女性意识。从70年代、80年代至今,女性有非常漫长的与社会、他人、自我关系重新梳理和建立的过程。”

王晓乐也进一步作了补充:“很多90后不理解朵小姐,是因为多年教育和时代变化,他们对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也有了面对生活的更强大的能力,所以看朵小姐会皱眉头。但在与改革进程同时代成长的70后看来,朵小姐迈出的每一步都有着时代生活的印迹和烙印,这是一个热乎乎的人物,也是《望海潮》的时代性所在。”

对于小说中的女性群体,何朵朵与何竹儿一对姐妹的成长,毛尖也表达了自己的欣赏,她说:“我蛮喜欢何竹儿和何朵朵之间的对照关系,我喜欢何竹儿最后的结局,包括她依然和丈夫和解,这就写出人性了。如果何竹儿最后和她丈夫分手,就变成当代大女主电视剧了,但作家不必如此,就像何竹儿的选择,就写出了这个世界的现状,再脏再乱再差只要身心有力量就可以走下去,没有必要在婚姻关系上求取一个答案,用不着在爱情关系上给两人的关系作出最后的解答。”

萧耳也认为女性成长有一万种女性成长的个例,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做的是,拿个小锄头这里挖挖、那里挖挖,或许会在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正向体验,你读一本书也能,像朵小姐这样的肉搏可能也是一种体验。”

在活动接近尾声之际,萧耳对小说家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小说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巨大的命运感和表达的诱惑。一开始,玩的是技巧、形式,但慢慢更关注故事,当我可以把‘做爱’两个字写出来后,我从此就可以开始写贴合时代的小说了。”

“关于今天《望海潮》的分享会,有很多的话题,无论是女性的成长,还是萧耳自己的创作,批评家、作家对这部作品的解读,都让我们有更多的视野来看这部作品,很希望萧耳能够在《望海潮》以后能够写出一个更加饱满有爆破力的朵小姐。”在王晓乐的致敬和期待中,本次分享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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