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疑处有疑

编辑在进行审稿加工时，应当“于不疑处有疑”，对有悖于常识的说法或结论要大胆质疑，再小心求证。

文｜朱永刚

“翻稿”，是笔者自创的一个名词，也是笔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即我社图书经分管社领导签字付印，并经“黑马”校对软件扫描并解疑之后，再由笔者对全书付印样进行翻阅浏览的过程。“翻稿”既不是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和分管社领导的“初”“复”“决”审工作，又不同于重点图书的付印样加审，亦非校样通读，勉强可算是图书编辑工作的一种特别“延伸”。

笔者手上的“翻稿”工作已历经有年。应该说，这种人工“翻稿”浏览，能较有效地弥补“黑马”校对软件的不足，在第一时间及时纠正书稿付印样中的诸多差错。这些年来，笔者曾对“翻稿”时发现的若干典型差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和分析，以“立此存照”和“录以备考”的方式，在社内编校部门进行交流，多少也能起到一些“贼出关门”的事后防范作用。

在“翻稿”浏览过程中，发现知识性差错或疑问，都要查找工具书或权威出处进行复核确认，这也是笔者平时一个正常的工作流程。这一工作平淡无奇，几成“常态”。而在2024年的年末，笔者却遭遇了一回基本常识与“权威说法”迎头相撞的“矛盾冲突”。后经两周多时间的多方查考、请益和梳理，准确说法方才“水落石出”。而今，回首这段“正误”的经历，不禁感慨，“不可盲从”“不疑处有疑”和“小心求证”之说，着实不虚。

 

常识抵触“权威说法”

2024年岁末，笔者在为一本考古研究的专业图书付印样“翻稿”时，如下这段文字跃入眼帘——

“属于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蒙古国诺因乌拉匈奴墓出土的织物。诺因乌拉位于蒙古国中央省色楞格河畔，山上有一个属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的墓葬群……”文中，“诺因乌拉”当为“诺彦乌拉”，“公元后”应作“公元”。这些都属于显而易见的瑕疵。然而，凭着对蒙古国历史和地理知识的粗浅了解，笔者不禁对诺彦乌拉匈奴墓葬的具体位置产生了疑问。事实上，色楞格河并不流经蒙古国中央省。如果诺彦乌拉位于中央省，则不可能在色楞格河畔；若是诺彦乌拉在色楞格河畔，那么诺彦乌拉应不在中央省。据此，以上两种说法必有一错，甚至两者均错。

如果不去深究，修改一下也并不难。因为诺彦乌拉位于今蒙古国北部地区，这点确凿无误，只要做模糊处理，表述为“诺彦乌拉位于蒙古国北部”即可。然而在查询了网络上诸多相关结论的表述后，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笔者的困惑。不仅网络上“诺彦乌拉位于蒙古国中央省色楞格河畔”之说铺天盖地而来，且大量专业论文和专著中也普遍持这一说法。这就怪了，笔者不禁满腹狐疑。

百度词条与必应AI的搜索结果也同样如此。网络上各路“权威说法”，可谓“言之凿凿”，几乎将诺彦乌拉古匈奴墓葬群都“锁定”在蒙古国中央省的“色楞格河畔”。兼有知网上诸多专业论文与其他专著也附和该说，这不仅令笔者困惑，同时也激起了笔者的好奇心，此说何以与常识相悖，硬生生把无法并存的二说强行“合二为一”了呢？笔者觉得，似乎有必要做一番“考证”和“追踪”了。

 

曲折的“考证”之路

借来中国地图出版社2022年7月修订第3版《世界地图集》，翻出蒙古国地图。据地图上蒙古国的省界判断，色楞格河显然并不流经中央省。再找出单张蒙古地图和一幅外文版地图，由于这两幅地图都未标记诺彦乌拉的具体位置，结果还是令笔者失望。于是再以“Noin Ula”和“Noyon uul”（诺彦乌拉两种不同拼写的英文名）为关键词进行网络搜索，搜到两篇有关诺彦乌拉古墓葬的专业论文，然而谜底还是未能揭开。

忙活一阵后，忽听DeepSeek横空出世的喜讯，于是即向这尊“AI大神”求助。遗憾的是，它在给出了一大堆冗长文字后，对于结论的具体判断却是王顾左右支吾其词，令人不得要领。提出质疑后再次询问，它就持续显示“服务器繁忙”，干脆就躺平“罢工”了。

核查地图和网络，乃至AI求助，至此都已此路不通，只得仰求于专家了。于是就近向《辞海》编委专家请教。专家查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的“诺彦乌拉墓地”条目后，答复说该墓葬位于蒙古国中央省巴特孙布尔苏木以北20千米的三个山谷之中。再核对蒙古国地图，中央省有一地名曰“巴特苏木布尔”。而维基百科的“诺彦乌拉墓葬”英文条目中，也有位置说明和具体经纬度。对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条目上的译名“巴特孙布尔苏木”，应该是把后面的“sum”做音译处理了。两地名显然应为同一地的不同译名。

数年前，我社出版过《蒙古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溯源》一书，遂向作者韦兰海教授求教。韦教授给出了诺彦乌拉墓葬的经纬度（106°73′90.5″E和48°37′76.2″N）。这一数据与维基百科“诺彦乌拉墓葬”条目上的经纬度数据106°45′17.9″E和48°23′10.4″N相当接近。对照地图后，可以肯定所在地即位于蒙古国中央省的巴特苏木布尔县。

至此，“诺彦乌拉古匈奴墓葬位于今蒙古国中央省色楞格河畔”之说，基本上已不攻自破了。故而个人以为较为准确的说法，应是“诺彦乌拉古墓葬群位于今蒙古国中央省的色楞格河流域”。“河畔”和“流域”二字之差，遂导致了这一以讹传讹的误会。

追踪至此，基本结论也已大体上水落石出，但感觉还是有点底气不足，遂再向复旦大学史地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齐光博士请教。齐博士是毕业于日本筑波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博士，由于他本人就是蒙古族，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快齐博士给出了最终的“结案陈词”：诺彦乌拉古匈奴墓葬群位于色楞格河支流鄂尔浑河的支流——哈拉河（Haraa gol）上游河岸诺彦乌拉山南麓，地处蒙古国中央省巴特苏木布尔县（距乌兰巴托正北约70千米）。

 

“半月正误”后的省思

书稿中的知识性差错，原因多种多样。编辑在进行审稿加工时，应当“于不疑处有疑”，对有悖于常识的说法或结论要大胆质疑，再小心求证。如是，既能有效纠正书稿中的差错，又能为打造出版精品贡献编辑自身的一份心力。

而勇于质疑，又是工匠精神的体现。弘扬工匠精神，编辑需要具备扎实而过硬的基本功。如果不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敏感性，隐藏于细节之中的差错就不能发现和纠正。

质疑精神也是发展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贵在创新，从编辑自身素质修为的提升，到新型智能产品和技术的掌握应用，可谓包罗万象。作为出版人，编辑须始终贯穿于这一过程中，同时也应是把控过程的主导人。在这一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对于作者，编辑无疑应该充分信任并尊重，但不必迷信和盲从。对于书稿里的疑问，双方完全可以进行平等的探讨交流。编辑的有效质疑，也会赢得作者的尊重。而盲目相信作者，显然是不可取的。另一对关系是编辑与时下日新月异的智能产品和技术间的关系。诸如网络搜索、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应用等的不断涌现，无疑会大力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作为编辑出版过程主导人的编辑，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工具和抓手，而不是一味依赖于智能产品和技术。AI、大数据技术毕竟不是万能的，笔者这半个来月“网上求索”徒劳无功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一点。当然，这可能也只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然而，一旦患上AI依赖症，被看不见的手牵着鼻子走，那么后果则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个人，编辑的能力、知识是有局限的。时下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人们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因此，为了防止自身的知识老化和“信息茧房”的困扰，出版人需要“自我革命”，向创新和融合方向发展，不断“充电”，进行知识和技能保鲜。作为出版社，更应全力打造学习型企业，如此方能与时俱进，在出版大潮中勇立新时代的潮头。■

（本文作者单位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