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菲 1932年，维克托·哈拉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附近安第斯山区一个偏远的村落。谁都不会想到，他将来会与远在英国伦敦、怀揣着舞蹈梦想的女孩琼·艾莉森·特纳相知相爱。艺术与革命会成为他们共同的志业，他们将经历一场席卷全球的红色风暴，以及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而这一切都被琼记录在了这本关于他们的回忆录中。
许多读者或许都是从《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里第一次知道维克托·哈拉的名字。这位被誉为智利人民歌手的伟大艺术家出身于佃农家庭，父亲的暴力是笼罩在他童年之上的沉重阴影，母亲过度操劳，在他18岁时离世。他曾在军中服役，也曾在神学院中清修，最终在艺术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不仅成为了优秀的戏剧导演，还在智利著名歌手比奥莱塔·帕拉的启发下，自作自唱，创作出许多传唱至今的动听歌曲。
维克托在帕拉歌友会，1966年左右，帕特里西奥·古斯曼 摄
维克托的一生正是对“智利新歌运动”的艺术思潮及其背后的社会理想的实践，而琼的书写不仅是对这一实践的见证，更从个人生活的细微处带领我们重返“全球六十年代”的历史现场。这本由琼撰写的回忆录是目前关于维克托生平最完整的记录，也是他在中文世界的唯一一部传记，由拉美研究领域资深学者、《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作者索飒隆重作序推荐。
一代人未竟的梦想
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拉丁美洲左翼运动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文化艺术运动。除了以比奥莱塔·帕拉和维克托·哈拉为代表的智利新歌运动，以聂鲁达为代表的智利诗歌，和以万图勒里为代表的智利绘画都处于巅峰。当时，一大批文化先锋聚集在人民团结阵线的旗帜下，努力推动智利大选，最终将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送进了总统府。
但喜悦只是暂时的，以和平手段实现民主的道路是艰难的。智利国内右翼政党的势力依然强大，美国政府也通过各种手段试图干预拉美的政局，新生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不断尝试推动社会改革。随着局势越发紧迫，历史上少见的政治谋杀也接二连三地出现，暴力的阴云笼罩全国。作为知名的左翼艺术家，维克托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威胁和恐吓。也许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他开始对自己的音乐生涯进行总结，写下了他传唱最广的歌曲之一《我的宣言》（Manifiesto）：“我不是为了唱歌而歌唱/也不是因为天生一副好嗓音，我歌唱是因为吉他/自有它的冷眼与热肠。”
《维克托·哈拉：一首未竟之歌》
[英] 琼·哈拉著，张晴、王洋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26年7月
1973年9月11日，一场旨在推翻总统的军事政变爆发了，总统府遭到轰炸，维克托相信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与人民站在一起。于是他镇定地与妻女告别，驾车驶向了国立技术大学。他和许多左翼人士一起被押送到智利体育场，最终在那里被政变军人残忍地杀害。阿连德在政变中遇害，以皮诺切特为首的独裁统治持续到了1990年。那首维克托临死前未能写完的歌，也成了一整代智利变革先锋们的绝唱。
一个人来不及付出的爱
琼这样回忆维克托毅然离家的早晨：“我们没法以习惯的方式告别。如果我们拥抱吻别，我一定会紧紧抓住他，不放他走。所以，我们装作漫不经心地告别了。”长期遭受各种威胁的维克托一直对自己死亡有所预感，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再见”竟已是永别。
经过多日的恐慌与等待，琼终于得知了维克托的下落——一位在停尸房工作的小伙子认出了他，并千方百计地联系上了琼。琼领回丈夫伤痕累累的遗体后，只能匆忙将他安葬在公墓的简易壁龛里，这是全书最为椎心泣血的一段叙述。留在智利已不安全，琼只能求助英国大使馆，她和两个女儿在最后时刻带着维克托留下的音乐遗产离开这片见证了她的爱情和思想转变的土地。
琼没有放弃。她将哀思寄托于丈夫未竟的事业，致力于让世界了解发生在智利的惨剧，余生都在为像维克托一样的受害者们争取正义。2016年，琼起诉了涉嫌杀害维克托的军官佩德罗·巴里恩托斯·努涅斯。2023年，在琼去世仅20天后，巴里恩托斯终于被遣返回智利接受刑事诉讼。正义常常迟到，但那份来不及对丈夫付出的爱，正如维克托墓前的鲜花一样，不曾缺席。
个人的爱能与历史的暴行对抗吗？记忆能成为守护死者的武器吗？琼用她的斗争和勇气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我也将捍卫我铭记维克托的权利，更多地回忆维克托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一生，而不只是郁结于他那骇人听闻的死亡……而这份权利，只有在他和他的歌声摆脱那些试图扼杀他及他所代表的一切的罪犯时，才真正属于我。”
琼的书写再次证明，有一些真相是虚构注定无法承载的。这本传记不仅是妻子为丈夫写下的深情悼文，而且是对一代人理想和抗争的见证，更是一曲对爱和信念的颂歌。它让我们看见文化与艺术如何在动荡的时代成为一种反抗与共情的力量，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对梦想的献身如何汇入一代人改变社会的努力。或许这个在不确定性和无力感蔓延的世界里，这首来自远方的未竟之歌能给我们一些朴素的勇气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