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城》,文学依旧恣肆生长

特约记者|谢  明

《花城》杂志在潮流的错动中走过了四十年,不变的是秉持新锐先锋的文学姿态,鼓励创意和实验,兼容并蓄各种风格和流派,及时地展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新风貌。

1979年的春季,一群广州的编辑打算为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取一个好名字,他们考虑过的有“怒放”“黄花”等,最后选定的则是“花城”。

那是一个由伤痕文学开始的文学新时代。从这次命名行为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代的关联词必然是春天和花朵。《花城》杂志的创刊就是闯入并描绘这个季节的一次尝试。“花城”二字不仅是广州这座城市的特质,也是南方文学的特征——肥厚的腐殖土、丰润的雨水加上阳光的热力,从最低矮的真菌、地衣到高达数十米阔叶乔木,在这里,文学的景观可以生长得汪洋恣肆,瑰丽而奇异。

四十年前的花城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而四十年后的《花城》早已超越了当初的期待。圈里人直呼《花城》乃国内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并对她在挖掘新人和引领新锐文学的能力赞不绝口。与之相比,更值得点赞的是,作为一本杂志的《花城》延续至今的创新精神。

当今大多数文学期刊都面临着发行量和读者面急剧下滑的困境,杂志人心力憔悴,守成都做不到,创新要从何谈起?

但对于《花城》,精神可以独立于市场而存在。这种独立表面上有赖他们在地缘上的优势和多年积累的资源优势,深层则源于他们对于文学异常鲜明的认识。四十年后,这种认识汇聚了一个“朋友圈”,因为这种共识,今天《花城》厚积薄发的力量更彰。

先锋,这就是《花城》文学主张的关键词:在茂盛的植物园里去发现,去培植那些独特的植株,而不是从已经成熟的品类当中收割果实,这样的文学创造曾经被称之为“先锋”。这个词语起源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二次中国文学启蒙。如今的先锋文学已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门类,它是表达探索的精神向度。它也不是一种文本外壳,而是透视现实预见未来的前瞻性事业,它象征了文学必须进步的决心,象征了创造永不枯竭,象征对异类的宽容和对庸俗的摒弃。

所以《花城》杂志刚刚出生,就给人一种非常开放、新锐的感觉。后来,文学界称《花城》是具有先锋意识的杂志。《花城》聚拢了一批很厉害的作家。王小波早期的一些作品如《绿毛水怪》《白银时代》等很多是由《花城》杂志推出的。令海子一鸣惊人的诗作《春暖花开》也由《花城》首发。

如果作品有嘴能说话,他们可以讲出无数与《花城》有关的故事。这些跨越四十年的故事加在一起,就汇成了一部当代中国文学探索的词典。这个探索过程伴随着无数的轰动、质疑、争论,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文学的争论往往会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而争论的结果往往会带来审美的进步、道德的宽容和文学技法的成熟。遇罗锦《春天的童话》、路遥《平凡的世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苏童《我的帝王生涯》、阎连科《日光流年》、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和《我不是潘金莲》、李洱《花腔》……一大批写入文学史的作品奠定了《花城》的地位,也让经《花城》发掘和培植的一大批作家蜚声文坛。

现任《花城》杂志主编的朱燕玲说,现在很多先锋文学作家大多已经回归到现实主义了,先锋几乎没有了市场,《花城》杂志却还一直关注先锋文学和实验性写作,“我觉得文本探索以及对汉语写作探索的精神永远值得鼓励。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先锋,认为它只是形式上的一种东西,其实它更是一种艺术姿态,是一种更包容的心态,是一种更加深入的思考,先锋精神应该永远不死。”

《花城》杂志在潮流的错动中走过了四十年,不变的是秉持新锐先锋的文学姿态,鼓励创意和实验,兼容并蓄各种风格和流派,及时地展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新风貌。对此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延兵也有自己的见解:“《花城》的先锋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炫技,而是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所能抵达的边界、未来。”他希望以《花城》期刊为基础,进一步扩大“花城”新媒体矩阵的影响,让写作者可以将不同的现实感受、文学经验、文学想象和文学形式,通过不同的阅读载体,呈现给不同阅读偏好的读者,在新媒体时代继续保持内容和形式上的先锋地位。

《花城》的故事从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角度来讲,那便是《花城》和作者之间的沟通。很多作者在遇到《花城》之前是籍籍无名的,而编辑对于这些作者的认识只能由作品开始,再一点点去深入,这种邂逅诞生很多故事的可能性,这些故事后来成为许多作家珍藏的技艺。

比如毕飞宇,“1989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个字,我把我的一个中篇寄到《花城》编辑部去了。和我所有的稿件一样,我的小说在《花城》编辑部那头没有任何消息。——后来我知道了,1990年的下半年,《花城》编辑部的稿件已堆积如山,都摞在地板上了,他们决定清仓。戏剧性就在清仓的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动了恻隐之心,想,再翻一翻吧,也许还有合适的稿子呢,别漏了。她就蹲在地板上,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翻就把一个叫《孤岛》的小说给翻出来了。这个年轻的女编辑就是朱燕玲。而《孤岛》就是我的处女作。”毕飞宇说,“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最具戏剧性的朋友是朱燕玲。”

在庆祝《花城》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更多编辑和作家之间故事正在被讲述,这些故事里不但有作家和编辑们工作方法最直观的表达,而且饱含了一本杂志何以成为“先锋”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是编辑和作家共享的——从投稿信落进邮筒里的惴惴不安开始,从一双双因发现而惊喜的眼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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