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丰宾馆往事:书放床上卖,钱拿尺子量

文:涂继文

汉民族的语言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同一个词汇,往往就可以有很多含义;而同一种事物也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词汇来演绎。

比如,当今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的生活圈子,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无论三教九流,抑或五行八作。有一个词汇 ,到哪都能听到!

这个词叫做——江湖!可以说是:江湖是个筐,啥都朝里装。中国人,对这个词有着一种特别的喜爱。

比如金融江湖、房地产江湖、互联网江湖、传媒江湖……

那么,从事图书行业的诸位,甭管策划、编辑、发行、印制……也集合而成一个出版江湖。

有了江湖,就有各门各派,就有各种高人逸士、神功心法,武林圣地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年来,究竟哪块宝地可称为出版江湖的圣地呢?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经过一帮江湖老油条的评选,他们集体把手中的票投给了一个看上去和出版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京丰宾馆

京丰宾馆坐落在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与丰台体育中心毗邻,高大的围墙将墙内墙外隔开,几座巍峨的高楼耸立其中,倒真的颇有几分大隐于市的味道。

也确实只有从事出版二十年以上的老江湖们,才知道当年的京丰宾馆在这个行业中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久远的传媒远古年代,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食粮是不太挑的,也没办法挑。想吃口这东西除了上书店买书,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渠道。所以那个时候的图书销量只能用恐怖来形容,随便一本什么书,你要不印刷个十万册,出门都不好意思和同行打招呼。

然而,做菜的师傅手艺不精,谁也忍不了,套用一句书本上的话: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明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个时候,一个特殊的行当就出现了,他们被称为:书商!

书商是一个很让人捉摸的群体,他们有着和出版社几乎一样的体系,比如编辑、发行、印制,除了不在出版社上班。

但书商又和出版社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分——他们没有书号权,所以只能与出版社以合作的方式,实现自己做出版的理想或者说赚钱养家。

这个现象,直接催生出中国又一个迥异于其他国家的玩意儿——二渠道。

一渠道是国营的新华书店、国营的大书城。而各私人书店、个体书店统统被称为二渠道。那么,渠道有了,总得发行图书吧?总得开展销会吧。那个时候,每年一月在北京国展举办的全国图书展销会,书商们是没有资格参展的。于是,他们愤愤不平地寻了一个地方,抢先在国展之前,发下了英雄贴,办起了江湖会。

当年京丰宾馆的经营者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承接下中国书商们每年的会盟,这个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从此,由京丰宾馆里流出的传说,在出版江湖里衍生出一个个让人心驰神往的版本。

曾经很早做书商的一位老大哥说起京丰宾馆,四十过半的人兴奋得像个孩子,直说:“做书这些年,最快乐的就是那段日子,每年都有新的感受,短短三天的书会,天天有酒喝,碰个杯就能碰出一个书名;年年有架打,为争一本畅销书的发行权真有人甘心进拘留所窝几天。”

这句话,算是道出了京丰宾馆之所以成功的真谛——那是一个中国人急剧需要开拓思想,获取知识,与世界相联的年代,所以书籍成了他们最大凭仗;那也是出版业在全国思想开放的初期不可避免的一段野蛮生长的岁月,那个时候,就应该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齐飞。

所以,当你在那个年代走进一月的京丰宾馆时,你的直观感受就是: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就在门口,你左边的横幅上大大地写着: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系列,品位书香,回望传统!右边的广告牌上则画着一个比基尼装扮的性感女子,眼神迷离,唇红如火,旁边几个大字:我嫁入豪门那些年,带你进入一个怨妇的世界。到了主楼,十几层几百间房,每一间屋子都是一家或几家书商的展位。只要你朝里面稍微瞄一眼,顷刻之间就会被里面的小哥哥小姐姐拉进去,热情似火地问:“请问是哪位老师?来来来,请看看,我家新出的穿越小说,卖老好了。”“战略专家最新力作,远东情报战!老师看看嘛!”“三分钟超级记忆术啊,春节后全国发货,北大理科状元写的,老师有兴趣没有?”

而在房间里,渠道商们站在房间的床边,对着满床的样品书品头论足,与书商们交换着情报和心得,然后从自己行李箱中掏出一捆一捆的钞票给他们,再笑容满面地转到另外一间房,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

在这个交易的环节中,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在于:甲方没有时间等着乙方一张张数钱,有这工夫不如多逛几个房间呢;乙方也没有闲心一张张数钱,有这空当不如多聊几个金主。于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出版从业者们开始用尺子量钱的厚度作为支付的评判标准,一万元大约十厘米的厚度,谈好提货的件数之后,尺子朝钞票上一卡,公平公道,童叟无欺,皆大欢喜。

夜晚,书商们将床上的样品摞到地上,铺开被子,满足的一夜就过去了,而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三日,直到撤展的那天。书商们将样品书卖给收废品的,拖着一箱人民币乐哈哈地奔向火车站;渠道商们的行李箱里已经空空如也,却更显得气定神闲,因为他们知道,春节后这些钱换来的图书会成箱地堆满他们的货架。

这就是时势造英雄,某个现今已是出版圈子一线老总的书商,当年还在大学时靠着给人攒稿子拿点稿费,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透明。心思活泛的他在某年书会的时候印了一摞名片,抱着自己攒的一摞稿子,站在京丰宾馆的门口,见人就发——“老师您好,我是刚开始图书工作的小X,您有时间看看我做的书,名片上有联系方式。

其实,他当时的心思很简单,就是不太想让中间商赚差价,想卖点稿子赚点来年的学费。然而,就在那一年的书会上,他稀里糊涂就收了一笔让他当时觉得是天文数字的现金,从而进入了开挂的人生——由游击队升级正规军,开公司,买地买房,财务自由!

而这样的例子,在当年的京丰书会上,实在是不算新鲜。甚至可以说,现今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大部分都有在京丰宾馆迎着寒冬的烈风,冒着被城管当传销、中介驱赶的危险发名片或者七借八挪凑足房租开个小房间练摊儿的经历。

所以,对那个时候的出版从业者们来说,成功很简单吧?你只需要耐得住性子、放得下面子、握得起笔杆子。但请别忽略一点——出版江湖岁月激荡三十多年,能混到扬名立万,开宗立派的人毕竟太少太少,他们是踏着多少失败者的血泪走上的神坛。

这些老江湖们当年折腾的稿件都成为了后来的超级畅销书,这是一个极高的门槛。

没有合同,没有账期,没有欺诈。一个合格的书商想在京丰书会上成为焦点,靠的是能让人眼睛一亮的样品;一个成功的渠道商想在来年顺风顺水,靠的是能锁定爆款的毒眼。

这场盛会在走过很多年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国家对于出版市场的开放、读者阅读标准的严苛和线上渠道的崛起逐渐没落。实际上,京丰书会每年红红火火的背后早就蛰伏着隐忧,也早有有识之士犀利指出。只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也许每个书商心里都明白这是烈火烹油,却都想做那最后抽身之人。对于一个渠道商来说,当你逛完所有的房间,看到的是几乎一样的书名,几近雷同的封面,一字不差的文案时是否还能气定神闲地掏钱?对于一个书商来讲,如果整天陷入抄袭、粗制滥造、内容同质化的怪圈,又有什么办法让已经枯竭的源泉焕发新生?

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偏颇,毕竟现如今国展已经向广大的民营图书公司展开了怀抱,所谓的主渠道与二渠道也不像以前那样有着不可逾越的天堑。如今的二渠道图书订货会已不在京丰宾馆举办,迁移至北京西客站,其实规模并不比京丰宾馆小。但门口不会再有某个穷小子赔着笑脸给来往客商递名片,展销会现场的现款订货也演变成了扫二维码,一切都朝着进步和有序发展。所有人也都坚信,中国出版业的明天会更好,但也许所有的从业者更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图书的价值底线真的被击穿,那么我们还能给出版业留下什么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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