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成为读者的朋友

从历史的缝隙中进行文学创作的马伯庸,在《两京十五日》中,更加熟练地运用镜头式语言,描摹出好莱坞大片般的激烈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同时视角更加下沉,更贴近人间疾苦。

记者|李   丽

“有人爱看电影,有人爱玩游戏,没人会抱怨娱乐的时间太多。同样道理,我写东西一样开心。”马伯庸的这种欢乐,通过文字传递给了读者,读者不仅读他的书上瘾,还贪恋他发表在任何地方的每个字,书迷在他的微信号下留言“每天刷刷你的废话都成习惯了”,“马老师多分享些书单呀”。读者评价马伯庸:“亲王是出色的作者,也是优秀的读者,是会铸剑的剑客,是会酿酒的品酒师”,不管是马伯庸写的书,还是他读过的书,书迷们都追着读。马伯庸否认自己与读者之间是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他说更像是谈得来的朋友。马伯庸从阅读和写作中得到力量和快乐,而读者,亦从他和他的书中,汲取到这份快乐和力量。

出生于1980年的马伯庸,从偶入网络文学论坛的热血少年,成长为今天成熟历练的历史小说名家,尝试过科幻、奇幻、历史、灵异、推理等不同题材的写作,随着《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成影视,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他。到2020年《两京十五日》出版,马伯庸已经越发擅长从历史的缝隙中进行文学创作,将真实史料与推理悬疑相结合,描绘不见于正史的普通人生活。在历史的山河城池中,熟练运用镜头式的语言,描摹出好莱坞大片般的激烈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跟随《两京十五日》中的明太子朱瞻基,经历一场和现实保持安全距离的惊心动魄的历险,透过马伯庸更加下沉、更贴近人间疾苦的视角,也许更能让读者卸去压力,珍惜所有。

被称为文字鬼才的马伯庸,说自己没有写作天赋,“可能也就是勤快点”。他强调行动和坚持,表示提高写作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落笔去写,反复试错,持续不断地写。

 

我写东西是乐趣

《出版人》:有人说“模仿是写文章的第一步”,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在你的写作道路上,哪些作家和作品对你一路走来的写作成长有重大影响?

马伯庸:写作靠天分,同时也靠积累。前者只能乞灵于老天爷赏饭,后者却是可以自己做主。大量阅读前辈先贤的著作,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这一步是无法跳过的。对我写作产生影响的作家实在太多了,老舍、王小波、二月河、西德尼·谢尔顿、茨威格、毛姆、司马辽太郎、田中芳树等等。

如果说对创作最直接的影响,大仲马、隆庆一郎、克里斯托弗·贾克和福赛斯从技术上给我明确了一条在历史缝隙中写作的创作方向;徐兴业、高阳则用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中国历史的魅力所在。

《出版人》:有读者评论说,《两京十五日》是《长安十二时辰》的威力加强版,你自己怎么评价《两京十五日》?有哪些进步和突破,是否存在遗憾?这本书和《显微镜下的大明》之间是什么关系?

马伯庸:应该说《两京十五日》是我之前一系列作品的总结之作。一方面是技术性的,比如镜头式的文字语言,比如时限压力下的剧情设计,比如角色配置等等;另外一方面则是情怀性的,在古代题材如何注入现代性,如何将剧情与历史认知有机结合等等。总体来看,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遗憾也是有的,结尾为了抒发对于真实历史的情绪,忽略了故事本身的完整度,终究还是生硬了。当然,下一本书肯定不会是时限类型的了,同样的招数重复三次,读者就要嘲笑江郎才尽了。

当初为了《显微镜下的大明》,学了两年多明代经济史,总觉得不再写本同题材小说的话,有点亏。

《出版人》:听说你坚持日产4000字,你要创作、研究、阅读,可能还要打游戏,看剧,辅导孩子学习,是怎么平衡好写作和生活的?

马伯庸:很简单,写作对我来说不是工作,而是一种乐趣。有人爱看电影,有人爱玩游戏,没人会抱怨娱乐的时间太多。同样道理,我写东西跟他们玩一样开心,并不累,所以也就谈不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本来就是一回事。

《出版人》:你的图书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性见长,你觉得讲故事的能力,除了天赋以外,如何靠后天训练来提高?

马伯庸:我写作没什么天赋, 可能也就是勤快点。以我的经验,你必须要真的落笔去写,一遍遍亲身去体验创作中的畅快、困惑与痛苦,反复试错,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很多人反复构思却怯于动笔,总希望在心里把一个故事想完美了,再一气呵成写完,这种事是不存在的。提高写作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持续不断地写。

《出版人》:你遇到过写作的瓶颈和低潮期吗?如果碰到怎么进行自我调整?

马伯庸:遇到过,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去跑步。虽然我做不到村上春树那么能跑,但确实能从中获得创作的激情。尤其是当你跑得很痛苦时,你会迫不及待停下脚步,坐回到电脑桌前开始写稿——没比较就没有伤害,比起跑步来说,写作要舒服多了。

 

在实体书店邂逅美好

《出版人》:你曾经谈到,阅读要走出舒适区,为了读完某些难啃的书,你的办法是,开个与之相关的新坑,你现在开的坑是什么?你会同时开几个坑吗?

马伯庸:我确实会同时开了几个坑。目前我的兴趣集中在秦代历史和近代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处于历史转型期,恰好是中国古代世界的一头一尾。两者的学习都有难度,秦代的资料太少,必须要借助大量艰涩的考古成果;近代的资料太多,光是读报就读得人头昏脑涨。但两者都充满魅力,让人有强烈的创作冲动。

《出版人》:你通常从什么渠道搜索那些冷门书?主要是逛实体书店吗?

马伯庸:实体书店有一点比网店好。网店有推荐算法,会根据你的喜好不停地推送,时间一长,你的选择面实际上是变狭窄的。很多美好的书,你事先根本想象不到它的存在,但看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知道这是我想要的书。这种没有预期的邂逅,只能靠在实体店闲逛来实现。

《出版人》:2020年你总共读了多少本书,作为一名80后,你是否已经很习惯在电子设备上读书?

马伯庸:没数过,认真读完的有几十本吧,不算太多,随手翻翻的可就不计其数了。我很早就转换到了电子阅读,原因无他,太方便了。我看书速度快,携带着沉重的实体书出门太麻烦,电子书一带就是几百本,任何情怀在这个优势面前都灰飞烟灭。

《出版人》:包括《两京十五日》在内,你的很多作品已经或正在进行影视改编,你的图书或者根据你的书改编的影视剧,有没有被翻译成外文输出到其他国家的?  

马伯庸:有几个短篇曾经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在国外以短篇小说合集的方式出版。几个长篇的日文版、韩文版、泰文版也已出版或积极筹备中。影视剧应该也在海外平台陆续亮相,希望能有个好的反响吧。

《出版人》:是读者的认可和热烈反馈,在驱动你笔耕不辍吗?       

马伯庸:我觉得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是一个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更像是谈得来的朋友。那么对于愿意真金白银来买书的朋友,我必须倾己所有,让他们读有所得,才算是没辜负信任。毕竟这年头肯花钱买书来看的人,是少数。有人说你写作会不会迎合市场,其实这个逻辑说反了。市场没法迎合,写作只能写自己擅长的东西,诚实地袒露出你的思想与三观,把和你志趣相投的人从茫茫人海中筛选出来,成为读者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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