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故事,始于一道门:人民文学奖得主罗伟章携新作《谁在敲门》做客成都三联韬奋书店

一场关于“时代与人”的文学盛宴。

5月22日下午,人民文学奖得主、全国读者最喜欢小说奖获得者罗伟章携长篇新作《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与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当代文坛》主编杨青,做客成都三联韬奋书店·宽窄店,共同给读者带来一场关于“时代与人”的文学盛宴。

 

撕破标签与突破边界

在阿来的印象中,罗伟章是四川中年作家中做了最持久写作努力的作家,很多作家昙花一现,但罗伟章一直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在早期“底层写作”的潮流兴起的时候,罗伟章就被套上了“底层写作”的标签。这种标签有时候是对作家影响力的肯定,但发展到某种程度,又是对作家的一种拘束。“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作家,会不断地突破自己写作的边界,题材的边界会突破。”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艺术创新跟今天很多商业化的写作不一样。商业化的写作是一旦找到一个套路,找到一个模式就不断地重复,无论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琼瑶的言情小说,以及今天的网络小说、爽文也一样,是一种套路性的写作,“但是文学史上,从古到今的,无论是诗歌、戏剧、小说,它的写作总是有艺术形式上的尝试、扩张跟突破,或者我们把这个词描绘成‘超越’。人总是在发展,艺术也是不断在发展,文学作为艺术之门,更是需要更大的扩张。”这么多年来,罗伟章没有被身上的标签所束缚,他在题材上不断地扩张。

阿来对作家的定义是:作家是一个永远在跟语言“搏斗”的人。“语言成就我们,可以跟人沟通,可以进行自我表达,但是在进行表达跟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语言对我们有限制,而文学家的努力就是在开拓表达跟沟通的空间,换句话说就是永远在致力于表达,致力于提高文字的、语言的表现力,再拓展它在情感的、思想的、信仰的边界。”而罗伟章正是在这种尝试上不断地撕裂身上的标签,不断突破写作的边界。

 

创伤体验与文学创作

杨青认为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有一块伤疤,让人不得不面对,当这种伤疤清出来,表达就是一种文字。

罗伟章在雅安市芦山县体验到当地的创伤时,他写下这部小说的开头:“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

当他有一天在某种机缘巧合下,在电视上听到了完全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歌曲时泪流满面,他感觉内心的某种东西被打通了,意识到芦山县的创伤与家乡的创伤是相通的,在伤痛的层面有着某种链接,这种链接让他产生表达的欲望,于是便产生了创作《谁在敲门》的冲动。

阿来认为,今天当人们在分析文学的动机时,往往会导向创伤心理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悲苦跟快乐不会比别人多,也不会比别人少,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一个人过分地顾影自怜是不对的,从本质上来讲痛苦的本质是一样的,而文学就是在起着一种矫正社会认知、平衡社会情绪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像每个人一样,在自己不能预想的地方被伤害,造成痛苦的回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作家的任务是从这种痛苦的特殊性中通向痛苦的普遍性,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阿来引用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把个人的一些遭遇、悲欢能够和这个世界上更多种族的,更多国家的,更多文化的人们的普遍经历对接起来。”好的作家不仅是要在语言的边界不断探索,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升华,将一己悲欢升华到哲学意义、宗教意义上的共同悲欢。

 

零度写作与消失的作者

杨青表示罗伟章在《谁在敲门》中的叙事以及所选择的视角让读者的阅读必须慢下来,文字之间的缝合是非常的绵密。“我认为他好像没有成为读者导师的企图,也不想成为什么现实客观的再现。他是一种平视的视角,不掺杂个人的想法,力图客观的,他只是一个陈述者,就像我们读者本身一样,在一个‘迷宫’中间,而不是飞翔在‘迷宫’的上面。”这种书写模式,零度写作在诗歌中是比较常见的,在当代长篇小说中非常罕见,杨青非常好奇为什么罗伟章选择如此有局限性的视角叙事。

“我觉得每一个小说有每一个小说的气质,这个气质可能与题材有关,也与写作者自己当时的心境有关,作者的心境铸就一个小说的特别气质。”罗伟章认为他在创作中并不会刻意煽情或考虑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各种观念冲突当中,各种观念没有建立起来,其实对我们很多人——90%以上的人来讲是没有办法自我建立的。而且要说你去选择,你其实也是没有机会的,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摇摆。在别人的摇摆当中,把自己晃得很晕,这种晕就造成呕吐,造成病痛,造成很多不适应,有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我就想表达这些东西。就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当他们还在摇摆的时候,当他们没有定下来的时候,当他们的主流的观念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时代下的那种个体,他要经历什么,我就想呈现这个东西。我就是想写下这种天地当中,那种‘人的日常的’,但是又在时代洪流当中的这些人的命运。并没有刻意去感动读者或影响读者。”

杨青认为在《谁在敲门》当中,能感受到作者似乎在这个作品里面已经消失,我们看不见作者的取向,也没有任何道德的审判,但是却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它是一部读者深刻参与的作品。

阿来分析了60年代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尔以及罗伯·格利耶在零度写作上的实践与尝试,“过分的情感参与,影响到文学对于我们书写对象的客观表达。我们对那些对象客观的表达,其实又希望通过这些对象的关系,背后洞见于社会比较本质性的东西。”虽然60年代法国的这种写作尝试某种程度是失败的,但这种文学尝试与努力是很光荣的。这种尝试不像今天的一些写作,一开始就向商业妥协,变成套路的写作;至少文学尝试与实践对于文学的扩张和发展是有意义的。“这里有我说的西方的现代的文学对我们曲曲折折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它恢复了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规范。”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规范是含蓄、蕴藉的,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境界,“我们文学有巨大的感染力,是潜在的,无声的,所以经常我们讲意在言外,情在言外。”

著名批评家陈思和2010年曾在《当代文坛》第一期杂志上表示:“我觉得罗伟章是一个适合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他对生活经验的丰富理解比较适合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经验。”

“从这一刻到今天我们果然就见证了罗伟章长篇小说的井喷,对时代的处理永远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可以说对时代的态度和处理模式是检验作家优秀质地最有力的方式,《谁在敲门》让读者看见个人命运的同时,更窥见时代的形貌。”杨青如是说。(文/梁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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