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如今写下这篇编辑手记，也算是对这段难忘的工作旅程的小小总结，为自己梦想中还很漫长的编辑职业生涯留下一个醒目的坐标。”
文｜马 潇
“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系“十三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与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名誉会长、我国著名教育史专家、浙江大学资深教授田正平先生率领我国教育史学界十多位专家，历时5年刻苦攻关的成果，以问题为导向，以专题为形式，再现了真实的民国教育，并且可以为当下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该丛书第一辑7册已于2019年下半年出版，《民国教育视导研究》系丛书第二辑5册之一种，于2021年出版。经反馈，该丛书在学术界与出版界均获得了良好口碑，于2023年2月入选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广东拟推荐名单，同年10月被评为“第六届湖湘优秀出版物”。
《民国教育视导研究》是我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编辑行当以来责编的第一本堪称厚重的学术类专著，在我短短的8年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写下这篇编辑手记，也算是对这段难忘的工作旅程的小小总结，为自己梦想中还很漫长的编辑职业生涯留下一个醒目的坐标，以述往事、思来者。
我自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出版社，按照岗位安排从事的主业一直是中学文科教辅图书的编辑工作。彼时自己初出茅庐，离开象牙塔未久，心中隐隐还是有个“学术梦”，希望能有部厚重的学术图书在职业生涯初期打个底，也渴望证明自己。
不久，机会来了。2018年初夏，教育理论编辑部的李军老师找到了我，他们部门负责的“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缺人手，而我是史学专业出身，编校功底尚算扎实（代表湖南省参加过“韬奋杯”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因此想邀请我负责其中的《民国教育视导研究》。对于这套丛书的分量，我早有耳闻，当然知道是个好机会，也感谢李老师的美意与厚爱。但现实的困难同样也摆在眼前：手头的教辅稿件早已堆积如山，这也是教辅编辑的常态，早已是夜车连连的状态，是否还有余力接下一本大型学术图书稿件（初排出来的稿件接近500页，征引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的原始史料）？自己虽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但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对中国近现代的史料称不上熟悉。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研究路数也有一定差别，甚至会被学界中人戏称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包括《民国教育视导研究》在内的整套“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是社里的重点产品，社领导高度重视，全体同事的目光也聚焦其上，如果搞砸了，负不负得起这个责？经过短暂的思索，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要打虎，先跳上虎背再说！于是我在拿到书稿后先和作者王建军教授取得了联系，王教授对我这个新人表示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暖心之余，我先围绕丛书与整个民国教育史的总体情况收集资料，了解研究其出版现状，并开始对书稿进行初步审读。
民国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早期阶段，去今未远，与中国当代教育具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关于民国教育的讨论堪称社会热点，而民国教育真相如何，其经验和教训是什么，迄今没有得到认真而系统的研究。“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以问题作为切入口进行教育史研究，虽不如通史那样可以面面俱到，但长处在于可对重要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恰可以突出历史的借鉴作用，同时也便于规避一些不易处理的问题。教育视导是研究民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视角，对当前教育改革有较大借鉴意义，相关研究近年来有较大突破，《民国教育视导研究》正为填补空白之作。
本书作者王建军，拥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双重学术背景，是业内公认的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王建军教授在现实中同时担任广东理工学院教学督导室主任一职，这样的实际工作经历让他能够更好地把握民国时期的教育视导问题，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讲的史家“理解之同情”的精神。本书作为首次面世的全面系统研究专著，无疑显示了良好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视野。同时，为了研究相关问题，作者深入图书馆与档案馆，收集了大量的民国时期教育学者的报刊文章、研究专著、私人日记乃至第一手档案材料，可以说在相关史料的整理运用上取得了突破，这也为相关主题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书稿写作态度严谨，符合学术规范，“含金量”十足，无政治与导向问题，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
经过自己的审读与复审、终审，并与作者商定对内容结构进行微调，书稿便正式进入编校阶段，这也是整个编辑工作流程中耗时最长的部分，堪称重中之重。除了一般的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常规问题需要注意，针对《民国教育视导研究》书稿的实际情况，我的编校工作重心放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文准确性问题。傅斯年有言：史学即史料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虽都是在特定年代与环境下提出而不免偏颇，但其对史料作为立论基础之重视却早已成为学界共识。那么史料引用的准确性之重要就更是不言而喻了。前面已提到，作者引用了大量民国时期教育学者的报刊文章、研究专著、私人日记乃至第一手档案材料，全书几乎到了无一字不需要查证的地步。为此我多次前往湖南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同时运用“读秀”“大成故纸堆”“全国报刊索引”等数据库，一一核对了相关引文。对于拿不准的地方，我将其汇总提交王教授进一步核实，可以说基本解决了引文准确性这一最关键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引文中不合当今规范的地方，例如“的”“地”“得”不分等，以及属于民国时期特有表达方式的部分，我均依照原貌未做改动，同时也将作者径改的地方一一复原，以存保持史料原貌。
二是行文文白夹杂问题。作者王建军教授多年研究民国教育史相关问题，浸润相关史料既久，行文亦不免受其影响。为确保作者自己的论述部分符合当今语言与出版规范，我做了大量的调整与润饰工作，也意在突出论述的独立性，以示与原始史料之别。
三是引用材料版本问题。例如作者引用的不少民国时期的文章出自《国民教育指导月刊》。此刊为当时教育部统一名号与规格，但主办者是各省，所以刊名后再加上地名为宜。作者在出注时有的加了地名，有的没加，同时亦有张冠李戴弄错地名的现象，我通过与作者沟通再加上进一步的查证，将地名信息补充完整，并确保其准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全书编校工作进入印前质检阶段，质检老师对书稿中的一个问题产生了质疑，那就是稿件中有的地方用的是“陶行知”，有的地方用的又是“陶知行”，只听说过前者，后者是不是用错了？实际情况是，陶先生一生经历过几次改名，而书稿中引用的关于陶先生的史料正好就涉及其不同名称的时期，经再次核查不同时期的名字与所处时代也是完全对应。如若强行统一，反倒犯了知识性错误。编辑工作，可不慎欤？
倏忽到了2021年，《民国教育视导研究》也随着全套丛书问世了，拿到样书，我感慨万千，翻到“后记”最后一段，只见王建军教授写道：“感谢责任编辑马潇，他的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令我感动。为了核对史料，他多次前往湖南图书馆查阅民国史料。一本书的成功，是作者与责任编辑共同的劳动成果。”也许，这就是辛苦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吧！
当然，产品问世后免不了要经受各方的检验。2022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全省图书质检工作中，《民国教育视导研究》被抽中，最终质量被认定合格，另经反馈包括“参考文献”“索引”等在内的几十页辅文是“零差错”。这也让我万分欣慰，多少个日日夜夜辛苦的工作经受住了检验。此外还有一个意外之喜，该书紧接着又被评为2021年度10种印制精良湘版图书之一，也是“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中唯一入选的。这无疑也在提醒我，一本好的图书产品，固然是“内容为王”，但呈现形式同样重要。
犹记得拿到样书的那晚，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2018年初夏接到书稿，到2021年初冬拿到样书，于我而言是一次真正的负重前行。本是中古史专业出身的自己，一头扎进民国教育史的海洋，加工书稿的同时也摸索着学会了查找利用各类近现代史料。一封封资料传递的邮件，多少个查证引文的夜晚，无数次焦头烂额的时刻：不夸张地讲，起码有一年的时间，时常感觉自己迷失在无边的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出口……感谢作者王建军老师的理解、肯定与指教，感谢给予我充分信任的各位领导老师。不足之处，只盼来日方长，勉力进步。”以此作结，是为记。■
（本文作者单位为湖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