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乔正义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阜,参观并考察了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同年12月30日,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工作迅速开展,儒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崭新的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召集国内儒学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就学界和大众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与书写,《尼山文库》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2024年,《尼山文库》已经出版到第二辑。《尼山文库》第一辑入选了2023年“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增补项目,第二辑的出版在内容与主题的选择上,需要更加谨慎与考究。《儒学与新儒学》作为第二辑的三册图书之一,遴选了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牟钟鉴先生在儒学方面的著述,重新编辑、修订,著成本书。该书共分三个部分:一是儒学义理及其当代价值,二是儒学与中国文化,三是当代新儒家。这三部分内容分别代表了作者对儒学发展历史和义理传承的梳理,对儒学与其他学说的关系的探索,对当代新儒家代表性学者的评述。
“涵泳古典,入其内而后有觉解”是牟钟鉴先生一直以来的治学态度,亦是本书的一大理论特色。书中“新仁学”观点的提出,就是作者在涵泳经典、梳理义理发展脉络、总结前人治学思路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观点。早期仁学是“爱的伦理哲学”,孔子提出“爱人”,孟子把“仁”定义为“恻隐之心”;中期仁学是“生的宇宙哲学”,朱熹继承早期仁学的思想,把“生”字引入仁学,程朱理学承接荀子的思想,将礼义升华为天理,王阳明接着程颢的《识仁篇》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后期仁学是“通的社会哲学”,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康有为提出大同世界是“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世界,另外,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在接续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时代背景的新思想。作者熟读《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太玄经》《朱子语类》《二程集》《孟子字义疏证》《仁学》等儒家经典,在纷繁浩杂的儒家学说中,从各个代表人物、代表学派的论著中汲取精华,条分缕析,捋顺仁学的发展历程,并加以发挥,形成了自己的新仁学观点。新仁学是将原本的“爱”“生”“通”原则综合起来,加上“诚”的原则,吸纳其他子学的精髓,构建起的新体系。这非是无海量积累而能完成的。作者真正做到了熟读经典、运用自如、另有发挥。
“历史与理论兼治、训诂与义理并重”是牟钟鉴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治学方法,也是本书的一大写作特点。牟先生的写作,不仅能够体现儒学的发展历史,而且能够通过历史说明其理论、观点、评价;在写作时,他既注重一字一句的文本解读,又注重义理的辨析与考究。作者关于新荀学的研究与写作过程,就非常有代表性。作者对于荀学的探索,是从《荀子》三十二篇出发,先准确理解《荀子》原作思想,再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作者评价荀子的历史定位时,是从儒学发展的维度上进行评价的,不单讲荀子,而是从孔子、孟子的历史定位讲起,将荀子与二者做横向比较,并给出结论:孔子是仁者型圣人,孟子是勇者型圣人,荀子是智者型圣人。在评价荀学历史地位时,作者先定义了狭义的荀学和广义的荀学,又从中国思想史、中华礼仪之邦的形成过程、儒家经学的发展历程三个动态过程中去考察和评价。融理论于历史,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推演观点,正体现了本书历史与理论兼治的写作特点。在阐释荀子群学要义时,作者总结了“名分”论、隆礼重法论、天人之分论、人性趋恶论、君舟民水论、尚贤使能论、神道化俗论等,共十项要义。这十项要义的提炼,正是作者训诂与义理并重的治学方法的体现——依据原文,在充分理解《荀子》及相关注疏,如《荀子校》《荀子笺释》《荀子集解》等典籍的基础上研究荀子群学义理。历史与理论、训诂与义理,从来不是孤立的研究方法,而是相互交融、交叉进行的。
要为儒学发展注入活力,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不能一味拾人牙慧,牟钟鉴先生在学术创新方面成果斐然。“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是牟先生的治学原则,亦是本书的理论创新所在。牟先生师从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冯这一辈学人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巨变,“以旧学之根基接受新学之营养,又以新学之眼光审视旧学之得失,从而开拓出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学术之路”,牟先生受其教育,同样学贯古今,触类旁通。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无论是分析儒学义理的传承,还是评述新儒家的理论创新与贡献,都能够追根溯源,返回各家经典,厘清学术观点的发展脉络,这就是“返本”“推陈”。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综合历代学人观点,结合时代背景,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此所谓“开新”“创新”“推新”。书中关于新人性论的构想,就是综合了孔子的性近习远论、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以董仲舒和韩愈为代表的性三品说、理学家的扬性制情论、性情统一的人性一元论等观点提出的。该理论不是简单地总结前人观点,而是先对人性论做了科学的界定,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划分了三级层次。这三级层次不仅包纳了历代学人的观点,划分出其层级位置,更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层层递进,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对复杂的人性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孔子集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儒家学说,孟子、荀子立足其学说又各有侧重而继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封建正统官学。儒家经学逐渐形成、扩大,南北朝后期十二经初具规模。唐代科举设明经科,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宋代十二经注疏确立,宋明理学将儒学发展推至高峰。朱熹以毕生精力作《四书集注》,影响极为深远。及至清代,儒学发展经过了实学、颜李学派、乾嘉学派、今文经学、晚清儒学五个阶段。清末民初,面对西学的冲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抨击封建纲常,承接孔孟的真精神,对儒学进行改造与转化。民国以来,在新旧文化两军对垒之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秉承中正的态度,对儒学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探索,儒学的火种得以保存,并在中西思想交汇中结出一朵珍贵的奇葩——新儒学。20世纪50年代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著作丰厚,弟子颇多,形成一大学派。20世纪80年代后,儒学渐渐重回大众视野,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学人苦苦追寻的问题。“两创”开展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层面,关于儒学的讨论声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儒学历经2000多年,几经波折冲击但仍能保持勃勃生机,正是因为一代代学人承前启后、薪火相续的努力,是他们的智慧与坚持让儒学传承不灭,赓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