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记者｜白辑瑞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套丛书本身。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经出版至1000种。
如果要找出一套可以代表我国当代出版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丛书，那无疑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简称“汉译名著”）。作为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汉译名著”自1981年开始结集出版，穷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与精心打造，如今已蔚为大观，涵盖了1000种学术翻译作品。
这一庞大的学术翻译工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影响深远，它系统地引进了世界各地的学术经典，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研究素材。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汉译名著”所走过的路程，怀抱着对其未来的寄望，不禁发问：在多变的市场浪潮中，“汉译名著”为何始终能够站在学术出版的潮头之上，屹立不倒呢？
文化的瑰宝，时代的见证
43年，1000种，“汉译名著”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套丛书本身，它更是一部生动的文化史诗，记录了人类思想的演变历程，也见证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汉译名著》的出版渊源可追溯到晚清时期。当时，中国在与西方的交流中逐渐认识到自身在科技、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开启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以严复翻译的西方思想经典为代表。1905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天演论》，其主张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冲击。该书至1921年时已经重印了20版。严复译文精善，选题严谨，译著以系统引入西方先进思想为宗旨，即“只得取最为出名众著之篇”。可以说，严复译著的出版为我国近代译书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商务印书馆也借此奠定了其在西学翻译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就是从那时起，商务印书馆的译文标准逐渐确立并沿用至今——追求信、达、雅，力求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流畅易懂，兼具准确性、专业性和可读性——这一标准不仅影响了“汉译名著”的每一部作品，也成了中国学术翻译领域的“金科玉律”。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商务印书馆承担起更多重任，“汉译名著”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拓展与深化。据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介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广大学者迫切需要了解国外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国外著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分析，以及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问题的见解。”所以这一时期，丛书不仅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等基础学科，还逐步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等众多领域，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学术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满足了国内学术界对于新知识、新理论的迫切需求。正如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所说，“丛书是‘霹雳一声’，把几十本经过选择的好书呈现在读者眼前，像变魔术一样，于是读者便同著译者和出版者一起，分享那份获得知识的快乐”。
1982年，“汉译名著”第一辑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只印了3100套，但依旧挡不住读者的热情，一经上市便被一抢而空。进入21世纪以来，“汉译名著”始终紧紧跟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坚持百年来科学严谨的选题和出版规划，不断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改革开放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滋养，促进了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评价说：“‘汉译名著’对于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它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汉译名著”自1981年起开始结集出版，迄今已历经43载。然而，其傲立学术出版之巅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在李霞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套丛书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象征”。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汉译名著”的选题，被外界视为中国是否坚持改革开放的标志。“中国能公开出版弗洛伊德，这说明中国还是开放的”，它会被细心的人们引为符号暗示，增强对中国前途的信心。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与其他优秀学术丛书一道，推动了中国的阅读热潮和思想启蒙。
“可以说，‘汉译名著’正是当代中国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品质的坚守，匠心的传承
在四十余年激变的市场中，“汉译名著”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关键在于商务印书馆对品质的坚守与匠心的传承。
在具体的选题流程中，大部分列入“汉译名著”的书其实都在商务印书馆推出过单行本，这些单行本在内部被称为“水库”。组稿时，编辑们会有意识地按照“汉译名著”的标准来把控“水库”选题和翻译质量。这些书出版后，都顺利通过了读者眼光的“挑剔”检验和学界同行的评说。
在每一辑准备出版前，商务印书馆会组织召开一次专家论证会，按学科分组讨论。“每次召开论证会时，都像一次学术界的老友见面会，许多老先生平日专心学术，并无暇社交。”李霞介绍道，“‘汉译名著’的专家论证会是每一个专家都愿意来的场合，因为这是一场没有权威、不论资排辈的纯粹学术讨论。”大家对书的质量表示认可之后，就会把这本书列入“汉译名著”的名单，但只要有专家对某一本存疑，也只能忍痛割舍；论证通过后，再按学科赋予其“颜色谱系”，以“汉译名著”的面貌再出版。单行本确保是名著，而进入到‘汉译名著’序列的则一定为名著中的经典之作。据李霞回忆，曾经有一本《寂静的春天》，之前数次论证会始终没有结果，后来一个专家认为此书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应该收录。后经过又一轮讨论，这本开启了绿色环保革命的科普书终于进入了“汉译名著”的序列中。
汉译名著的译者选择是一个既专业又严谨的过程，其选择标准非常严格。首先，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学术背景和语言能力，能够准确理解和翻译原著的深层含义。“商务印书馆在几代编辑的经验基础上编纂出一套《商务印书馆学术译著规范》。对于译文内容和格式提出要求，不仅译者要清楚，编辑在收到来稿后，也要根据这套规范去修改加工。”李霞介绍道，“我们不会盲目崇拜权威，不论是多么优秀的学者，只要是打算翻译‘汉译名著’，都要审核试译稿，确认其翻译水平。”
每位译者也以极严谨的态度从事“汉译名著”的翻译。例如，1988年当时任云南财政贸易学院（现为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杨春学翻译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基于专业背景，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专业术语的难题。但在李斯特那个时代，德国经济学文献所使用的语言，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并且《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大量涉及欧美经济史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翻译中要真实地表达出作者语言的含义，译者需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背景。在杨春学看来，翻译是最深度的研读方式，因为这一过程会迫使译者不断思考如何充分而准确地把原文转化为中文表达。再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米健在翻译《法学导论》时，对“Recht”的翻译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最终确定将其译作“法权”。此外，如何翻译“Gesetz”（法则）、“Sollen”（义务）及“Muessen”（必要）这些概念也是开篇就必须解决的问题。米健说：“从语言上讲，这似乎根本不是问题，懂德文的人一望即知。但从上下文和语境来看，显然又不那么简单。不解决这些基本概念问题，随后的翻译就无法顺利展开。”
在内文和封面设计上，“汉译名著”保持了40余年的一贯风格——封面设计简洁而雅致，整体为白色封面，被一些读者亲昵地称为“小白书”。设计中有蒲公英和灯的形象，蒲公英寓意知识的传播，灯则象征智慧之光，照亮人类的发展史。除此之外，“汉译名著”在江湖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彩虹墙。这是指该套丛书以封面橙、绿、蓝、黄、赭不同颜色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如果将这些书统统摆上书架，如同一面“彩虹墙”。“作为编辑，至今我们仍很认同我们当时的美编姜樑老师用五种颜色就将如此庞杂的丛书系统区分开来的方法。”李霞说，“前辈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封面上，在内文设计上也无不体现着前辈出版人对读者需求的无微不至的考虑。”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学术需求，从20世纪开始，商务印书馆的译著就逐渐保留原著的索引及参考文献，并以边码的方式保留原书的页码。“这个方法现在已经在图书中广泛应用了，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这一方法的引领者。”
今天，学术出版品牌该如何打造
从历史维度审视，“汉译名著”应运而生，是为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求，其选目重点聚焦于西方国家的思想源头和现代化成果，同时兼顾其他，这一选择既合适又合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汉译名著”在继承传统思路的同时，更应致力于充分展示各民族和国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凸显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商务印书馆原学术编辑中心主任陈洁在第二十二辑专家论证会上表示，近年来“汉译名著”在选题策划上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首先，在学科体系上更为完整、科学、系统，持续深耕各个学科的细分领域。其次，丛书除了译介西方经典学术著作，更将关注点投向非西方世界，以中国的立场、全球的眼光向读者展示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为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例如历史类出版了《蒙古社会制度史》《越南通史》《印卡王室述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琉璃宫史》等多部名著。最后，丛书除了更为广泛、完整地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经过充分论证后，也开始审慎地吸收充满学术活力的现当代著作。例如哲学类出版了《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西方科学的起源》《知觉现象学》《世界的逻辑构造》等多部现当代经典著作。
“汉译名著”的成就，与背后商务印书馆这个“百年老店”密不可分。商务印书馆的传承精神在“汉译名著”上得以体现。在出版的40年当中，丛书不断加入新的品种，推出新辑的同时，也在对以往出版的品种进行积极的内容修订和将图书资源进行数字化开发和建设的工作。首先是对品种的维护机制，“汉译名著”的已出品种是由一代代编辑接续维护的。“我们发现，在其他出版社，其实也出版有许多并不逊色于‘汉译名著’的丛书或图书，但往往会由于负责人退休或离职等各种原因而中途搁浅，最后只能自生自灭，这很令人可惜。”李霞说道。商务印书馆是按照人文社科不同学科专业来招聘编辑的，希望编辑在本学科专业方面能独当一面地组稿、审稿，开发相关学科经典译著，然后再进入“汉译名著”的出版工作中。编辑们一方面策划和编辑新书，一方面要承担已出版过的“汉译名著”品种的维护工作，这也是历代编辑参与这套丛书编撰工作的一部分，这些维护工作包括及时续签合同、原有译本的修订或更正、负责重印事项等。正因有了这一代代编辑前仆后继地建设，才有了今天这样不断扩展的传世佳品。
李霞认为：“对于‘汉译名著’来说，之所以能够做到根深叶茂、基业长青，原因有很多，内容质量过硬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份译稿，馆内的编辑、校对加起来可能要看七八遍。一本书从选题到出版可能要花三年时间，但是因为是‘汉译名著’，所以我们觉得值得。”
与此同时，学术图书的发行不大可能出现火爆场景，只能是有针对性地网点布局、细水长流。对此编辑和发行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面对当下的渠道生态，有读者提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就算是在某些渠道上一本都卖不出去，那也不耽误这套丛书是人类文明的精华。”的确如此，学术研究需要沉潜，力戒浮躁；与之相似，学术图书的销售走的也是一条平稳、静寂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