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性·执行力·使命感

文 | 赵锦铎

我与袁帆学长(1979,建工系)2002年6月相识,缘起是共同关注“1919年4月欧美同学会在清华的一次活动”。虽然到2024年校庆期间以联袂方式向清华档案馆捐赠文物史料时方才首次会面,但平时联系不断,交流的话题广泛,中心内容自然是校史研究信息。

两年多来学长每有新作,我也常得先读之快。近日收到学长校史研究著作《史海寻珍——清华校史研究随笔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寻珍》)。书中不少篇目从酝酿、成形到定稿的过程,我曾是见证者、亲历者,捧读之际,尤感亲切。结合《寻珍》成书和两年多来的交往,谨就学长校史研究的特点略抒管见,兼为学长致贺。

 

卓尔不群的敏锐性

对任何学科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敏锐性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素质,至于敏锐性从何而来,如何养成,这大概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从袁帆学长的校史研究成果看,《寻珍》从题目到内容不落俗套,别开生面。很多篇目的缘起就是校史上的一条信息、一张照片、一个文件、一本报刊,触发学长探究的激情,最终铺陈出文质并美的华章,学长在校史研究中的敏锐性也得以充分展现。兹举两例说明:

其一,学长从台湾地区2004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1927—1949)》中,发现林良桐(1934,六级,政治学系)是“台糖公司人事室主任,51.1.11以叛乱罪名被枪决”的简短信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对清华校史研究的特殊性,于是迅速展开检索、探究模式,从而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台糖事件”的主角、另一位清华人沈镇南(1922)与林良桐竟是上下级关系,继而又发现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广场”纪念墙上镌刻的846位烈士英名中,“沈镇南、林良桐”名列其中。遂以这几条关键信息为支撑,深入挖掘鲜为人知的史实,最终写成《血沃宝岛的清华英雄》(《寻珍》P81-92)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其二,1919年春,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为方便会员的到校离校,京张铁路部门调集专车停靠清华园车站,这是学长在《欧美同学会在清华的一次重要活动》(《寻珍》P139-148)中用到的一条史料。清华园车站又是1949年中共中央从河北移驻北平首先落脚的地方,从这里中央领导集体进入古都,开始了“进京赶考”的漫漫征程。

受这两条信息的启发,学长对京张铁路清华园车站与清华大学近百年的紧密关系做了系统梳理,特别揭示全面抗战爆发前清华学生支援绥远抗战,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园车站北端铁路东移800米,为清华校园扩展预留空间等重要史实。清华园车站成为北京市级文保单位,并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长《清华园的铁路记忆》(《寻珍》P153-161)的刊发发挥了“一臂之力”。

以上两例集中说明敏锐性的养成,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打底,需要基于大局观的筹划,需要见微知著的视角,需要触类旁通能力。袁帆学长的校史研究恰恰具备这些特征,所以才能以其敏锐的发现为牵引,成果自然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冲破束缚的执行力

如果说敏锐性的养成容易发现题目的话,那么如何把题目延展出研究成果,自然就涉及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执行力。我所理解的研究中的执行力就是把最初头脑中朦胧的念头、混沌的想法经过一番梳理,并能在一定时间内用恰当的方法手段表达出来的能力,包括思想驱动(要做)、方法科学(能做)、行动落实(做成)等要素,缺一不可。

清华西体育馆在1919年建成后曾被冠名为“纪念罗斯福体育馆”,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学长先是征引当时报刊报道和老学长梁实秋1923年所作《清华的园景》实录,确定西体育馆镌刻“纪念罗斯福体育馆”馆名的大致方位;又利用学校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解释校方在铸造“罗斯福纪念铜牌”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困难和解决办法;再利用不同时期西体育馆的老照片,确定铜牌在西体育馆的具体位置;还调动海内外校友资源,发现并识读纪念铜牌的内容。学长在回访母校时又实地观察西体育馆门廊上已经被铲除的“纪念罗斯福体育馆”字样的残迹,再使用电脑功能复原出中英文馆名的实际排布情况;最后考证分析馆名金字被铲掉的时间、原因和带给当下人们的思考。整个过程丝丝入扣,既如抽丝剥笋,又如曲径通幽,史料分析鞭辟入里,表述分寸拿捏得当。

在平常交流时,学长曾与我分享过他的“史学研究观”,可谓大道至简:“从规律、逻辑、常识中总是能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尽管有些时候真相曾被刻意掩盖。”这既是他校史研究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在研究中的常用方法。

学长不是文史“科班”出身,在我看来这倒有可能是个优势,理工背景使他少有文史科班出身的研究者容易背上的思想包袱,更容易冲破思想束缚和条条框框(在我看来这些束缚和条条框框就是阻碍研究执行力的拦路虎、绊脚石)。

 

矢志不渝的使命感

“使命感”看似抽象,实则可以且应该有具体实在的内容反映。袁帆学长是一位有50年党龄、25年军龄的清华人,在清华上学时是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好学生,1979年毕业时获得“优秀毕业生奖章”,这是清华大学在中断13年后的首次恢复颁发,全校仅有5人。学长又是体育代表队的长跑健将,多次在北京高校运动会取得佳绩,为清华争得荣誉。这段经历对学长的影响至深且巨。能在毕业40年后,以“校史研究志愿者”的身份为传承清华精神再做贡献,是其具有“使命感”的最好证明。

让丰富厚重的清华历史成为帮助后人启迪智慧、激励思辨、创新发展的宝贵精神资源,这是他从事校史研究的目的;体认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传播弘扬清华精神,是贯穿《寻珍》全书的主题。

《英雄化蝶魂归清华》《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等篇讴歌清华英烈;《梅贻琦与清华公益慈善》《行胜于言念马公》《杨逢挺—叶企孙弟子中的教书匠》等篇展示不同时期清华人的精神风貌;《海军博物馆里的一封清华公函》《太空中翱翔的清华之星》《一代栋梁的故宫情结》《清华土木人》等篇赞颂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奋斗的清华英才;《清华引来飞毛腿奥运洋将传真经》《你不知道的清华特色体育:夺旗》《清华体育:1959》等篇从不同侧面记录清华体育发展历程,使“无体育、不清华”这句口号具象化;《从孤独求败到勇夺双冠》《一次意义特殊的校领导接见》《承上启下永不停步》等篇,是学长以自己在清华体育代表队的经历,阐扬了荣誉观念、公平竞赛、团队精神、意志品质的磨炼等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等等,这一切都是学长“使命感”的体现。

这几年学长还先后受邀在清华上海校友会、南京校友会、嘉兴清华中学等学校、社团,结合清华校史研究成果进行宣讲,加强了与校友的联系,在中小学生中传播了清华精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长的校史研究始终秉承“以证据说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其研究成果中无不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注重史料证据,符合“规律、逻辑、常识”。

《寻珍》中有多篇文章是学长利用自己收藏并且已经捐赠清华大学档案馆的清华文物档案写成的。近年来学长通过收购、竞拍、交换等方式收藏散见于网络、民间的清华史料、档案、文献、实物,其中不乏如1931年清华大学全套新生入学材料等珍稀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解读清华历史的珍稀化石》,见《寻珍》P290-304)。

学长收藏的目的与居为奇货、待价而沽无缘。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学长已经先后6次向清华大学档案馆捐赠自己收藏的清华文物史料。至于“动机”,学长有一番自白:“我收藏它们,捐赠它们,出于一种珍视历史,敬畏历史的情怀,我为后人留下属于时代、属于集体的珍贵印记,收获的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胸怀!”(《捐赠情怀收获胸怀》,见《寻珍》P211)。

在与学长交往中,我头脑中经常会冒出一个想法:在弘扬清华精神的“模范清华人”群体中,袁帆学长成为其一,当之无愧。

据介绍,《史海寻珍》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单独为清华校友出版清华校史研究著作。放眼全国,同类出版物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属凤毛麟角。忝为后学,读后深受教益。《寻珍》的出版对袁帆学长而言,既是对他立志“做清华文化遗产宝藏开矿者”的褒奖,也会成为他在校史研究之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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