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老师,更是老帅

是老师,更是老帅-出版人杂志官网文|丁晓平

第一次知道聂震宁这个名字,是刚刚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一晃就已近20个年头了。那时,社里给每名编辑发了一箱“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这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共同打造的一场世纪文学盛宴。那时,震宁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作为新人,吾辈只能远视仰望之。

2019年年初,震宁先生担纲主编的“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由江西高校出版社推出,其中也收入他本人撰写的《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前不久,获赠一册,竟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让我没想到的是,从事一辈子出版工作的震宁先生只选择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四年时光,低吟浅唱,酣畅淋漓,写下这本“不可能告别”的“告别”。古人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掩卷静思,我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抚平自己的思绪,忽然想起胡乔木在病榻上阅读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初稿时所作的十六字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其中“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两句,可谓贴切。

朝内166号,在北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址。所谓“朝内”,即朝阳门内大街的简称。这个地名,不简单,震宁先生提炼了一句话——“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对人文社的历史地位和专业地位作了高度而准确的概括。可以说,朝内166号,是新中国文学和文学出版事业的双地标。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出版人,这里是圣殿,是精神家园,无数的心都向往之。我相信,20年前,就像我作为一名军旅文学爱好者向往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样,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他来说,也是美好生活的向往。1998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决定调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任社长。毫无疑问,他是幸运的。

然而,谁能想到,时任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震宁先生,作为一个“外省人”,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进京任职时,不仅惹出了一些响动,而且还徘徊了百日。这是他《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一开始就不避不讳、开诚布公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在远离京城“候补”的日子里,在漓江边散步、买小杂鱼的日子里,在流言蜚语也悄悄流传的日子里,他坚守“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人闲心不闲,百战未开先读书。“百日徘徊”的所有阅读和思考,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大收获,就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社之长。他记住了著名出版家、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的儿子克里斯托弗·瑟夫对父亲的一段精彩评价:“完美无瑕的文学趣味;不可思议的商业本能;用之不尽的精力与激情;天才的公关与销售技巧;坚定而又兴致勃勃地把握每一次机遇的决断;充满孩子气的魅力;令人信赖的诚实;在逆境中仍不失风趣幽默的惊人才智;不偏不倚的公正与慷慨;迫切受人欣赏、喜欢的强烈愿望;不让自己板起面孔做事的坚持,对自己的好运气总是感到高兴的满足。”是的,现在他要把这个目标变成自己的写照。做一个什么样的一社之长,也就是怎样当一个好社长。结束“百日徘徊”,震宁先生揣着《天才的编辑》《再造流程》《唐太宗传》三本书只身来到了北京,走进了朝内166号。万事开头难,震宁先生开头也不难,不烧“三把火”的他利用半个月时间开始了新社长的“三步走”——认人、做事、请教。他说:“第一步是认认人,建立初步的认同感;第二步是做点实事,做点大家看得见而且欢迎的实事,建立初步的信任感;第三步是与每一位社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进行个别谈话,我称之为‘请教’,建立初步的合作感。”他首先从小事做起,第一天就决定改造厕所,接着拆除废弃的锅炉,然后搭建自行车棚。三件小事,大得人心。可这并非主责主业。此时,震宁先生面对的是一个财务账上只有10万元,而全社一年费用至少需要1800万元、平均每月必须准备好150万、开门一天就得5万元才能应付“人吃马喂”的“难摊子”,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如果不是出自震宁先生的自述,作为文艺出版社的同行,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一个名气顶呱呱,在行业里领头的大社名社,也曾有过“在行业里少雄气,市场上缺霸气,经济上不景气”的处境。

怎么办?怎么干?在短短四年时间里,震宁先生运筹帷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带领他的团队,把有名气的人文社重新再造为雄气、霸气、景气的文学出版的龙头老大,真的是“太牛克思了”!因此,从如何当社长、社长如何当的角度来说,《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可谓是一部教科书式的自传,值得那些想把出版当作事业当作人生、想把出版社做大做强的社长们读一读。在朝内166号四年的日子,在震宁先生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的叙述之中,惊心动魄似乎也变得云淡风轻,惊天动地似乎也变得闲庭信步,娓娓道来,平平淡淡才是真,宛如平常一段歌。因此,这本书对任何一个在出版行业工作的人来说,不论是社领导还是普通编辑,不论是做编辑还是搞发行,也都具有教科书的价值。

震宁先生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唐太宗用“抚民以静”给了中国一个盛唐,他坚信自己能给人文社一个中兴。因此,他决心先磨两把刀,一把是工作条例,另一把是激励机制。“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但“用非其人,必难致治”。震宁先生深知“治人事最是若烹小鲜”,他慎之又慎,坚决抛弃“要用自己的人”的庸俗观念,不论新旧,唯才是举。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用对了人。”这是震宁先生中兴人文社的第一经验。为什么?因为他“用上了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用上了不谈条件就主动上前的人,用上了新时期迫切需要的既懂编辑又善经营的新型出版人”。在选人用人上,他坚持“四不要”。震宁先生的这种理念,让我想起一位没有直接领导过我的老社长跟我说过的话:“你当编辑的,要编好书,我当社长,就要编好人。”但如何处理“编书”与“编人”的关系,实在是一种艺术,运用之妙,在于一心。震宁先生是高人,也是一个善人,是一个有大胸怀的人。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一书中,震宁先生说:“自从担任漓江出版社社长以来,我就按着‘凡事有经有权’的态度去做事,遇到要坚持的大事决不退让,而只要是无可无不可的一般事情就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我后来曾经跟一些社长朋友说过感想: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作为一社之长,一些重要决策自己首先要拿定主意。如果因为反对意见,我们就发扬民主,放弃自己的主意,听任多数人的七嘴八舌,表面上看你是一个好说话的一把手,可是极有可能为此失去了事业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工作上就要遭受损失,那么你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一把手,到那时候再去责怪别人不接受你的思路,影响了你的事业,也成了一种事后诸葛亮了。”读到此处,我暗暗佩服。这就是震宁先生为人处事的格调,高风亮节,行稳致远。古人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一个成功的出版家,自然有着他与众不同的格致。在强社兴社的实践中,震宁先生坚持大书小书一起做,坚定“出大书乃大社应有之风范”,强力支持“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工程,拍板继续推出雨果、福楼拜、卡夫卡、欧·亨利、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和王蒙、唐浩明等中外作家的文集,并适时启动了《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认清人文社的品牌之后,震宁先生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伟大工程,那就是特别成功地实施了蛙跳战术,创设“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体现中国态度,发出中国声音,亮出中国品牌,建立并掌握世界文学的中国评价体系和话语权。在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这项工作更加彰显了它的文化价值和世界意义。尽管这项工作现在依然面临着经费的困难,但作为“始作俑者”,震宁先生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决不言累、决不言退。这就是家国情怀。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震宁先生的任务更重了、职务更高了,成功参与组建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作为总裁,实现了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出版国家队的梦想。如今,他功成身退,担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依然在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夙夜在公,培根铸魂,战斗不止。“出版亦人生”。震宁先生“与人文社竟然是不可能告别的了”,而在朝内166号的日子,正如他自己所说,读者朋友们读到的文字“与其说是我对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那幢深灰色五层建筑物的亲切回忆,不如说是我对那带来光荣与梦想的日子的一片痴情和念想……”

震宁先生是一位真人,说真话,真干事。今年7月8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为他开设了一个专栏《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我曾阅读过其中的一篇《聂震宁:“书同兄”,这里有一封我写给你的信》。没想到的是,在这封信中,他给刚刚入行的青年同行们泼了一瓢冷水,说:“做出版当编辑是发不了财的。”仔细拜读,我深有同感,也备受启迪。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是老师,更是老帅”,这是震宁先生的出版人生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对先生的祝福和致敬。■

(本文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主任,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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