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进生命里的书与人

化压力为动力,经过项目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50册于2019年9月完成出版,五辑96册终成完璧,被学界誉为地方档案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

文|李 爽

2019年11月15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的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出版座谈会上,我作为中华书局编辑团队的代表发言,当讲到“深深感动于以包伟民教授为核心的整理团队……特别是直接与我对接的傅俊老师,几乎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回复我提的各类疑问”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感激与不舍,《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进入全速出版的这两年多来,每天从早上七点多,到晚上十点多,从工作日,到周末、节假日,微信上闪动的这个头像和名字,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这部历时12年整理编纂、8年编辑出版的五辑96册的皇皇巨制,这些一路走来并肩奋战、相互搀扶的师友、同仁,已经镌刻进我的生命里。

2012年初,时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的李静老师告知,准备吸纳我参加由她主持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的编辑工作。当时,第一、二辑刚刚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且被列入重大项目。而我只是一位入职一年多的新人,对这个项目的价值意义和工作难度,可以说是完全无感。2012年8月25日,我跟随李静老师、柳宪老师参加了在浙大紫金港校区隆重举办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发布仪式暨座谈会,会上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李伯重的主旨发言,使我对龙泉司法档案整理出版的价值意义有了初步了解。记忆更为深刻的是第一次正式参与《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编辑小组与整理小组的讨论,时间是2012年10月21—22日,地点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人文学院历史系办公楼,内容是商讨第二辑编辑方案。会前,李静老师让我做会议记录,会议一开始,我发现自己几乎听不明白他们在讨论什么!赶紧用手机录音,会后仔细听了数遍,才整理成文。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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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整理团队与编辑团队合影

龙泉司法档案,现保存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计17333卷宗,88万余页,时间上自咸丰元年(1851),下至1949年,横跨近百年历史,记录的诉讼案件超过2万宗,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民国时期民、刑诉讼案件的卷宗,构成了这批档案的主体。状纸、传票、提票、拘票、点名单、调解笔录、言词辩论笔录、庭审口供、堂谕、判决等各类诉讼文书,对于我这位古典文学专业的博士而言,是一个个完全陌生的名词。第二辑编辑小组的其他三位成员,都是资深编辑,李静、柳宪两位老师,参与了项目前期的选题论证、实地考察、方案讨论,孙晓林老师对第一辑晚清时期2册的书稿做过认真的审读编辑,只有我是对项目、书稿茫然无知的新人。要想不“掉队”,尽快熟悉文书的内容、体例,理清编纂脉络,并提出有价值的编辑意见,唯有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舍此,并无捷径可寻。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整理方式,既非单纯影印,又非全部录文,而是依据龙泉司法档案的实际情况,做有一定深度的选编整理:即以案件类型与诉讼过程的典型性、文书保存的完整性和案情的史料价值为基本原则,收录围绕同一案件产生的所有相关卷宗和档案,并以每件文书的产生时间为序对档案进行重新编排。整理者编选之后,还要撰写提要、编制索引、排列图版并为图版准确定名。以这样的方式整理档案,在体例上是一大创新,相应的,可以借鉴的出版经验也非常有限。在正式开始编辑工作之前,编辑小组仔细研读文书内容,梳理各类文书的形制特点,比照同类档案的出版成果,并结合以往编辑出版古籍整理类图书的经验,反复讨论,确定了编辑工作的大原则:用编辑出版古籍经典的态度工作,尊重历史、坚持学术规范。为了文书整理的专业性,编辑小组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熟悉专业术语,查阅资料,请教专家,仔细推敲表达方式。

第二辑44册的出版压力非常之大。整理小组从2013年初陆续交定稿,按出版基金申报计划第二辑要在同年12月完成。翻开我的2013年工作日志:“1月31日(星期四)  李静老师交《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1913年书稿,要求正月十五之前看完。”“2013年2月8日(星期五)——2月15日(星期五)  春节假期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1913,第十个案子看完。”2013年春节假期,是我第一次静下心来仔细审读《选编》的书稿,虽然没有休息,但我对书稿的情况逐渐熟悉,已经有信心跟上三位老师的步伐,值得!

2013年是《选编》编辑体例、规范磨合的瓶颈期。没有现成的体例、规范,我们只能自己艰难摸索。编辑小组每周两到三天,从早到晚讨论各种细节,诸如以时间为序是以哪个时间为序、正件附件的处理原则、同类文书的不同情况等等,每次讨论之后,我负责汇总整理编辑组意见,李静老师负责沟通交流。这一年,书稿的编辑进度非常缓慢,但我们与整理小组商量细化了编写方案,最终初步形成了长达15页的《第二辑编辑规范》。正是这个编辑规范,有力地保证了整理、编辑、校对以不同的角度处理不同案件的各类文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作为一名新人,我在集体中迅速成长,从编辑组的两位老编审柳宪、孙晓林老师身上,我学到了编辑书稿如何从大处着眼、从细节入手,既能在宏观上准确把握整理的框架、体例,又能将编辑原则、规范落实到每一条著录文字的编写里、每一幅图版的编排中;从李静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如何做好大型项目的时间规划与流程管理,如何与各个环节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这一年,收获满满,读书时立志成为一名学者的我,渐渐对编辑这个职业有了兴趣。

2014年是第二辑出版的攻坚阶段。由于此前在编辑规范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磨合,第二辑没有在2013年12月完成出版,延期至2014年9月完成。编辑小组抱定了迎难而上、克期完成的决心,全力以赴。最后几个月可谓分秒必争,每天都是工作日,都是近12小时的工作强度,由于精神高度集中,我晚上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虽然时间紧迫,但对书稿质量的要求绝不能有半点松懈。从内容提要逻辑关系是否清晰、索引项著录是否准确,到图版裁切拼接是否妥当,都细细比对、考量,逐年详细记录各类问题,我个人的《审稿记录》就达四十余页。编辑组撰写的第二辑审读报告,获得2015年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一等奖,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过2015年的休整,2016年我们启动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50册的出版计划,2017年初再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列入重大项目。2017年底,李静主任因为工作岗位调整,我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完成了第三、四、五辑的出版工作。

2018年第一次感到项目负责人的压力。第二辑出版时,项目由李静老师统筹,我只需要按时保质完成她分配的任务,而第三、四、五辑我不仅要担任大量书稿的审读、文字编辑工作,更要统筹各个环节、流程之间的衔接、进度,保证项目有序、高效地运行。实际上,我既是项目负责人,又是编辑主力。项目负责人是整个项目运转的中枢,发指令、提要求、盯进度,解决随时发生的各种问题。编辑主力则必须保证审稿、编辑加工这两个环节的工作进度。化压力为动力,经过项目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第三、四、五辑50册于2019年9月完成出版,五辑96册终成完璧,被学界誉为地方档案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

这段编辑经历,于我个人,还有一份特殊的意义——圆了我年少时的梦想。高考时的第一志愿是法学,热爱它充满理性光辉的深邃与博大,惜未能如愿。上天眷顾,让我在编辑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与龙泉司法档案不期而遇,每次进入司法文书的历史世界,跟随各个环节探寻案件发生、发展的情境,在原告、被告、证人、律师、检察官、法官等角色之间转换,体会档案记录背后的深层蕴含,仿佛年少时的梦想,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实现!

8年,有喜悦,有困顿,有辛劳,但从未有放弃。这段岁月,注定了是一份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编辑团队、整理团队以及每一位给予项目关心、支持的朋友,你们绽放的笑容、流过的热泪,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里,这一路同行,这一生难忘!■

(本文作者为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历史编辑室编辑,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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