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云游与医生的云游

作家的云游与医生的云游-出版人杂志官网

文|谷立立

在谈论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写作缘起时,有一个关键词不能错过,那就是“旅行”。热爱旅行的她深知,写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越是走到世界的尽头,越能把人性看得清楚明白。现年58岁的她经历过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彼时,每个年轻人都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都憧憬着放下一切,探索世界边缘的美景。托卡尔丘克也不例外。她自称在某次远行中,因为缺钱被困在陌生的城市里,一边当女服务生,一边写起了小说。“那是一个写给旅行者看,而且本该在火车上看的故事——不妨说是我写给自己看的。就书而言,它像小巧精致的点心,可以让你一口吃下去。”

这是《云游》里的一段话,也是托卡尔丘克的自白,可以用来描述她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云游》正是这样一块“小巧精致的点心”,不仅可以在火车上读,更诞生在旅行的路上。书中囊括回忆文章、旅行指南、心理分析、虚构故事、文学评论等诸多文体,要么是纯粹的想象,要么是路上的见闻,林林总总,纷繁复杂,都与旅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借用托卡尔丘克的话来说,这是一部以单元形式展开的系列剧,句子与句子、章节与章节相互独立,“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前因后果,它们打断了时间,但不必成为时间的一部分。它们是自成一体的事件,每一次都从零开始;每一次开始和结束都是绝对独立的。你可以说,没有哪一集是未完待续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了托卡尔丘克的写作观。显然,谁也不能指望她会耗费时日创作一本传统的旅行书。因为正是那些花花绿绿的旅游指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给这个星球上的好地方带去了致命的一击”。而她自己,更愿意像她热爱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那样,抱着一种“纯真的描摹世界的渴望”,以真正的激情写下她真实的感受。因此,我们读《云游》,看到的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旅行观,也是一整个庞大的世界。它以旅行的形式徐徐展开,揭开了作家对世界、对存在、对写作的独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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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托卡尔丘克的人生,不难发现她拥有作家、医生的双重身份。《云游》提到她年轻时的往事。托卡尔丘克自称在“阴郁的大城市”华沙学了心理学。医学院严酷的冷空气让她倍感苦涩。还好,实验室里的青蛙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是可以被描述的,甚而被解释,只需用简单的答案去回答机智的问题”。如此,似乎只要用科学的工具武装自己,她就能“完美描述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件——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五更重要”。然而,要完美地描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简单,至少仅仅依靠医学的手段远远不够。这意味着,她必须动用周游世界的权力,走出心理学的狭小空间,走出自小长大的城市,去更为广阔的世界见证更为复杂的人生。

我们不知道在云游四方之后,她是否找到了解读世界的答案。至少在《云游》里,她机智地选择了回避。不过,托卡尔丘克并没有辜负“云游者”的身份。她把她在路上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想到的,一笔不漏地写了下来,就像是要构建一座“托卡尔丘克云游博物馆”。说到底,这种路上之旅,就是一次探索未知、解开生命奥秘的追寻之旅。托卡尔丘克相信,真正的作家就像高明的外科医生,始终手握锋利的柳叶刀,深入病人的内心,将人性切割成形状各异的病理剖片。于是,在离开诊所多年以后,这位曾经的心理医生再次拾起治病的本能。就算不能站在无影灯下亲自操刀,也不妨碍她奔向远方,在人性的未知领域作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探索。

《云游》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托卡尔丘克并不需要找到确切的答案,更不需要知道残害人类的病毒的名称。因为只要不停地走下去、写下去,她就能抵达内心的终点。事实上,她写了两种“云游”:作家的云游与医生的云游。当她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就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物素描、人性观察、旅途见闻、读书随感。她时而观察某个衣饰华美的肚皮舞女郎,时而想象某个男人如何四处寻找他失踪的妻子,时而吐槽在青年旅社里常见的“年龄歧视”,时而以俯瞰的角度观察她到过的机场。看吧,悉尼机场的造型是一架吞吐量巨大的飞机,东京机场借鉴了日语五十音图的象形文字。而洛杉矶机场呢,显然更符合她对人体的迷恋……

没错,人体。一旦医生的意愿再次抬头,身为作家的她就悄悄地退到了幕后。她迅速切换角色,脱去作家感性的外衣,披上理性的白大褂,笔下的字字句句都透露出医者的理智与审慎。比如“巴黎症候群”。初到巴黎的日本游客看到眼前的教堂、宫殿、博物馆,常常会莫名地产生一系列身体反应:呼吸急促、心悸、盗汗、兴奋不已。这倒不是说,他们眼前的景致有多么壮观,而是源于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现实里的巴黎与艺术作品中的巴黎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甚至,托卡尔丘克更愿意借用心理学术语为他们指点迷津:“有一种很有名的综合征是以司汤达命名的。患有司汤达综合征的人先是通过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了解了一个地方,亲身抵达后,感觉过于强烈,因而出现虚弱、甚或晕倒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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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将作家司汤达与心理疾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而《云游》也就成了文学与医学的双重冒险。托卡尔丘克当然不会忘记17世纪荷兰解剖学家菲利普·费尔海恩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研究自己的疼痛”。或者说,只有理解了自己的痛苦,才能理解他人的病症,进而治愈双方的疼痛。这是医生的本能与职责。那么作家呢,如果不能把整个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又怎么谈得上一笔一画地描摹世界的模样?因此,小说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罐子。她把太多未完待续的故事、笔记、轶闻,甚至于偶尔飘过大脑的念头,都当成日常生活的标本,然后放进罐子,旋紧盖子,也就有了托卡尔丘克式写作。而我们呢?如果恰好与她坐在同一班夜机上四处云游,那就不必遮遮掩掩,只管向她倾诉吧。或许,在她的下一部小说里,你就能辨认出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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