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正版”书为何伤害性极大?

 

法律是底线,但社会却不能只守着临界值运行,出版人也不能只想着躲“红线”。

文|赵  冰

“我摊上事了,我收到律师函了!”

“但我不是一个人。”

4月15日,知名育儿博主周洲在网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揭露了图书市场,特别是育儿类图书市场“高仿书”乱象,没过几天,她收到了一封律师函,称其涉嫌诋毁、诽谤及不正当竞争,严重影响了正版图书的销售,并对这些图书的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些“正版”书为何伤害性极大?-出版人杂志官网
左图为正版,右图为跟风版

4月28日,周洲再次发声,一方面质疑这些由她随机抽取的“高仿书”作者,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集结并出现在同一份律师函中的?另一方面,她直指这些高产的“原创作家”,同一人竟然可以同时涉及企业管理、育儿、中医、健身、口才、心理学、脑科学、营销学,甚至更多领域。

无独有偶,同样在4月,主持人王芳也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批判了“高仿书”现象。称自己两年前呕心沥血所写的《给孩子的50堂情商课》被成都地图出版社跟风仿制。

一时间,“高仿书”再次掀起了舆论风波,跟风出版这一话题也再次引发了出版人的批判。

 

从“低仿”到“高仿”,跟风难禁

出版行业大概自问世起,类似的“蹭热点”现象就层出不穷,在读者眼里,书架上的畅销书大多都有“同款”。从业10年以上的出版人谈到这一话题,言语中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些许无奈和疲惫。

北京天略图书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天略”)正是这次“高仿书”风波里最大的苦主之一。周洲视频中所列的第一本育儿书《正面管教》就来自北京天略,据其创始人甄煜伟介绍,他们于2004年就开始关注优质的亲子家教和育儿书市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察沟通,2009年出版了《正面管教》的简体中文版第一版,取得了销量和口碑的双赢,至今该书销量已逾400万册。

但近六七年,北京天略策划引进出版的亲子家教图书被大量跟风模仿,尤以《正面管教》为甚。甄煜伟透露,单从淘宝和天猫的销量来看,《正面管教》的“高仿书”销量应该在数十万册左右。

盛产畅销书的中信出版社无疑也是“高仿者”们的“挚爱”。早在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人类简史》上市不久就被快速仿制,卷入一场“高仿之争”,事件中的“高仿”版销量可观,严重挤占原版书市场,也曾一度成为书业内外的焦点话题。可多年来中信出版社所经历的“磨难”远远不止于此。周洲视频当中提到被“高仿”的育儿书中,也包括了中信出版社畅销百万的《养育女孩》《养育男孩》。或许是因为以商业、社科、财经等领域的图书出版见长,中信出版社打造的畅销品常常会有“姊妹篇”上市,甚至来自多家出版机构。

蒲公英童书馆创始人、总编辑颜小鹂回溯自己数十年从业经历认为,伴随着整个出版业的发展,跟风出版现象从“低仿”到“高仿”,一直存在。“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最初几年里,出版业变化剧烈,图书市场低端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对品质的需求并不高,看图识字之类的品种泛滥,其中甚至很多图片都来自图库。”颜小鹂回忆,到2016年前后,随着读者需求、眼光的变化,跟风者也不满足于低端复制和照抄照搬,窃取创意、故事讲述形式等成为一种新的“高仿手段”,“比如《神奇校车》系列中的车,可以改换为其他车或图书馆等载体,但故事讲述方式和逻辑都是一样的。更不用说我们引进的《地图》,连设计、装帧、开本、色调、讲述方式都被模仿,还出了一系列”。

 

 “攒”出的是“心血”?还是文化毒瘤?

不同于多年来人人喊打的盗版书,“高仿书”在理论上是可以自称为“正版”的,它们出自正规出版机构,经过正规出版流程,进入了正规发行渠道,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但这些跟风、仿制的“正版书”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出版业而言,都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

曾有“高仿书”编者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只是书名相似,自己做的事情皆在法律范畴之内,“我的书也是心血之作”。对此,受访的出版人无不嗤之以鼻,“‘心血之作’就是个笑话!”“不从心理上给自己一个合理解释,知行不合一的他们会很难受吧?”前媒体人周丹如是说。

这些“正版”书为何伤害性极大?-出版人杂志官网

颜小鹂十分无奈地指出,在书店或电商平台,“高仿书”和原版书常常被捆绑销售,加之本就相似的封面设计和相同的书名,会给读者以误导——两本书是同一作者所著的系列产品。这不仅直接挤占了原版书的销售市场,更会给原版书的出版机构带来不良影响。“我们的《地图》仅在中国的出版工作就历时2年以上,抠内容,改细节,地图送审……但据我所知仿版大概8个月就问世了,连书里的地图都并未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核,连书里层出不穷的问题,都是直到被举报,才会对内容做调整。”

“高仿书”长期挤占原版图书的市场份额,侵蚀了出版社的销售收入,影响出版机构的口碑声誉,甚至会打击编辑的积极性形成不良的示范效应,严重破坏了出版业的生态环境。

而“高仿书”危害的也绝不仅仅是出版人的利益。甄煜伟直指“高仿书”本质就是恶意跟风的产品,“‘高仿’两个字大概是从服饰行业所谓的高仿货借用过来的。但是,假名牌的服饰也是具备一定基本使用价值的,而假冒图书与正品图书的使用价值完全不同”。作为合法出版物,为避免被原版出版机构追究侵权责任,“高仿书”必须更改图书内容;但为了跟风“蹭热点”,又不得不降低甚至无视对内容品质的要求。很多“高仿书”甚至连作者都没有,只有“编者”。

天地出版社副社长陈德也表示,从对读者的文化传播和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来看,盗版是侵权的行为,盗版书没有版权,印刷品质低劣,但其内容仍然是原著的内容;“高仿书”是临时抱佛脚东拼西凑出的,生活、家庭教育、心理、励志、少儿、文教等专业门槛相对较低的分类成为重灾区,而这些图书阅读门槛同样较低,容易走进普通读者的日常。但其粗制滥造,跟原版书所传递的知识或价值观大相径庭,危害不亚于盗版,甚至超越了盗版。

“把李鬼当李逵”,如此“高仿”如何敢称又如何配称“心血”,无疑是文化毒瘤。

 

原创不是“通行证”  合法不是“护身符”

每一个出版人初谈“高仿书”以及抄袭、跟风等行为都十分愤慨,一口气可以列举“高仿书”的百宗罪。但被问及对肃清这种劣行的建议时,却也都不约而同地无奈甚至苦笑出来:“违法的盗版行为都还没有肃清,‘高仿书’的问题怎么可能解决?”

“目前看不到什么有效的办法。呼吁这些假冒书的出版方或者提供书号的出版社要对读者负责,估计也是个笑话。” 对这一现象的无可奈何让甄煜伟颇感无力。他们只能更多地告诉读者在选购时,注意正版作者,注意出版社,注意书的封底上印有“天略图书”的LOGO。

这些“正版”书为何伤害性极大?-出版人杂志官网

蒲公英童书馆曾经带着被模仿的《地图》一书到相关部门投诉维权,但因为“高仿书”在字体、花纹等处均有细小的区别,即便相似也不能定性,更别提窃取创意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行为。“甚至在判定是否侵权时人家还会说,你是国外引进,我们是本土原创。特别是真正进入到原创领域,即使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人们看到这本书画风和故事都是中国的,似乎就接纳了它。原创成为一张可以通吃的‘王牌’。”颜小鹂笑称。

当前我国的文化行业正在大力倡导原创,而这些“高仿书”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企图利用原创图书尚在起步阶段的特点,为自己赢得“同情分”。在颜小鹂看来,这些并不算是真正的原创,真正好的原创图书,原创的不应该仅仅是内容而应该是创意,比如故事讲述方式等。

除此之外,真正的创意却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我国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很好地保护图书版式、封面设计创意等方面。书名可以受到法律保护,前提是进行了商标注册,但绝大部分书名是不可能进行商标注册的。

面对“高仿书”现象背后许多无力改变的现实,也有出版人表示“大可不必过于焦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改变现状。目前,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而“高仿书”大多出现在一些没有品牌创造和经营能力的地方小社,且绝大一部分来自民营书企的策划。我们可以期待,读者文化水平的提升会使辨识能力提高,出版机构价值导向的进步也会逐渐带动从业人员素养的提升。

这些“正版”书为何伤害性极大?-出版人杂志官网

既然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框架无法改变,“高仿书”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又回到了出版人的自我修养。“我们做自己觉得是对的事情,开发创意而不是填充内容,努力提升整体创造力,包括作者、插画师和编辑等。哪怕现在我们是少数人。”颜小鹂说。

一方面,要做有情怀有价值的出版。“真正有学术含量、有IP属性,或是有自己明显品牌效应的书,仿制成本是很高的,即便被仿制其社会和经济效应也很难被赶超,如学术出版、原创小说、少儿动漫等。”陈德表示。

另一方面,出版业和相关媒体也应共同致力于提升读者的阅读品味和鉴别能力。周丹指出,目前文化产品大量触达所谓的下沉市场,二三线城市或村镇的读者相对而言更容易买到“高仿书”且不自知,出版机构、媒体、阅读推广人等社会力量有责任通过宣传手段等帮助读者筛选和“排雷”。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仍希望借此呼吁政策层面的支持,呼吁国家版权法、著作权法可以随着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细化对图书内容侵权的判定标准,加强对图书各要素的版权保护。

法律是底线,但社会却不能只守着临界值运行,出版人也不能只想着躲“红线”。期待社会发展、自我约束的共同作用,还书业一片清明的蓝天,给读者以纯粹的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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