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影印出版会构成一种生态吗?

文|毕 鸣

古籍影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种种趋势,大异于前,将会演化成何种生态,尚待我们观察。

所谓古籍影印,即是通过照相制版印刷,复制善本图书的技术。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影印历来受到重视。如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古逸丛书》之类,因其选本精审、修描考究之故,自影印出版之日始,即成为古籍和文史研究的重要支撑,至今仍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相比以排印方式出版的古籍整理作品,影印书更能呈现古籍原貌;又具有较高的收藏、玩赏价值;且可在较短时间内,令难以释读点校的古籍“化身千百”,支援学术研究。有鉴于此,数代学人投身影印事业,近百年来,成果尤为丰硕。然而影印书籍售价高昂,又有一定阅读门槛,长期以来,古籍整理很难进入出版主流,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作品,更是只出现在图书馆和收藏家的架上,和日常阅读距离不小。然而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变化,也让这一情况渐渐发生改变,给古籍影印带来了全新的机会。

古籍影印新趋势

古籍影印在当下呈现的第一个趋势,是选题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持续拓展。昔日黎庶昌费尽心力搜集古籍,勒成《古逸丛书》一编,是影印海外古籍的经典;而规模有限,所收不过日本一地、二十馀种。今天国家大力支持,使得海外经典的影印回流蔚为大观,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大仓文库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均是规模极大的项目,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资源。至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丛书之类,更是网罗世界各地所藏中文古籍,汇集书影,编目成书,已出版者涉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哈佛、耶鲁、布朗、伊利诺伊、达特茅斯等校,渐成大观。

古籍影印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在成书形式上。如今“平价单面影印”日益盛行,“极精品种”也在渐渐打开市场。过去,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等大型文献,为了节约成本,降低售价,均采用四拼一的方式影印出版。在16开的版面上如此排列,正常阅读没有问题。但有些个案则已明显影响阅读,如《四库全书总目》,采用九拼一去版心的方式,将附有王伯祥先生断句的二百卷内容缩在两册之内,虽然帮助读者大省了一笔购书经费,但本应学者逐行必读之书,很多人买回去也只好当作工具书,不查不用了;台北艺文印书馆也影印过这部书,用的是四拼一,而开本又从16开改作了32开,阅读更为不便。

数十年来,书价相对稳定,于日常开销占比中处于一个较低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较大型的影印书也变得可以为一般读者接受;而一般读者对较大型影印书的要求也从备检索转为可阅读。商机于是形成,并为部分出版社所把握,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来策划“国学基本典籍丛书”的市场切入点正是“价格平易的单页影印”,通过控制装帧用料,把定价维持在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水平,提供可阅读、可批点、可携带的本子。

线装影印的常规生产相较前数年则有一定下滑,其原因在于价格高昂,观赏价值大于阅读价值的线装书,或走馆配,或作礼品,而当前馆配采购日益强调精准、节约,礼品市场则进一步萎缩,故常规线装影印渐觉不振,亦是题中之义。惟有一种“旧装”(包括线装、包背装、蝴蝶装等),通过垂直渠道、社群营销,取得了较好效益,即“拟真复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开展二十年来,成效卓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再造”并非原样复刻,流失信息仍然不少;“再造善本”成为“善本”,部分图书馆密扃深藏,爱如拱璧,失去了利用的可能;价格较高,面向馆藏,一般读者力不能致;等等。现在“拟真复刻本”正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反馈。

而对于古籍影印而言,更深刻的变化来自参与主体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非专业社和民营组织的介入,并逐渐受到学界认可。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高校出版社,本不以古籍特别是影印业务见长,但近年来策划“蛾术丛书”,出版《论语义疏》《春秋穀梁传注》《藏书纪事诗藏书纪事诗笺正》《六朝诗集》《戊戌六君子遗集》诸种,博涉四部;又如民间组织“师顾堂”,先后与多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仪礼正义》《张敦仁本仪礼疏》《仪礼图》《景宋八行本仪礼疏》《钜宋广韵》《张敦仁本盐铁论》等十余种,重点突出。像这样的非专业社和民间组织,往往以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社群的兴趣为导向,相比传统古籍出版社,选题更为灵活,运作模式更为便捷,是当前影印出版的生力军。

市场营销新需求

一定程度上,古籍影印是为满足研究者需求而存在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对影印本的作用,更多强调的是“不及点校整理,应付当前学术研究的急需”,“规模过大,短期内无法获得有效整理”,“大型类书,主要作为他校和辑佚的参考,缺乏点校整理的必要”等方面。而随着技术和学术的发展,对影印本的要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点校排印的古籍整理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按照通行规范做字体字形上的统一,而电子排版也不可能原样复制刻本的文字面貌。对文学、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而言,这样的统一和新技术排版,会进一步扫除阅读障碍;但文字学、版本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则不满足于这样的处理,从这个角度上讲,影印古籍在古籍整理高效化、多样化的今天,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古书为求悦目,天头地脚极阔;古人为求深研,笔墨批点满纸。古籍影印的过程中,由于裁切不当、修图不精、编辑不细、印刷不清等因素,往往流失信息。这都对古籍影印提出了范围更大、质量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过去数十年古籍整理成就斐然,当时担任整理工作的老辈学人,都是一时之选,可限于时地,且不说有些珍罕之本未能见到,即使可以见到的,也有一些难以利用,故而退求其次,以“工作本”过录进行,造成部分遗留问题。现在,重新整理这些古籍,难以获得项目、考核、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且又有因学术观点不同、学术范式变化产生的底本、校本选择差异,难以调和。这时,影印本正可补充缺陷,如《北宋本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元刻本资治通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等,都较好地达成了这一要求。影印古籍作为点校整理的有效补充,越来越受到重视。

随着全民阅读水平的提高,文史爱好者、文献爱好者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一部分高水平读者不再止步于阅读点校整理的古籍;而是通过在培养、发展爱好过程中积累的版本目录知识,尽力索求底本,摆脱点校整理本标点校勘的引导,自行断句批点,对一部古籍展开古人式的“修习”活动。这一需求的扩大,也给影印古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专业产品的营销,最需要精准投放。而当前网络和社群的发展,恰好为打通垂直渠道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个由专业读者和爱好者组成的社群,从选题到销售,都和出版方保持高度黏性和有效互动。譬如在社群日常讨论的议题中,有某种书是公认没有好的整理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选题。一方面社群成员发挥所长,从底本获取到图片修缮、图书编纂、印制出版,乃至深度参与,以不同形式署名;一方面通过事先统计购买人数,预付定金,确认印制规模,可以较早获知预期利润与风险。当书的编校印制工作完成,一部有预订折扣,有唯一编号的影印古籍交付到手,在社群和朋友圈中的“晒单”活动,又推动了第二轮销售的开展。经常可见的是,定价几千,印数数百的影印书,甫一上市,即在社群的阵阵声浪中“秒空”,迟到的购书者只能转向孔网淘宝等加价平台,责骂“黄牛”无情,痛恨自己“手慢”。

古籍影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种种趋势,大异于前,将会演化成何种生态,无法预测。缺乏资源支持的专业社,在考核压力下还能否坚持影印工作的存续?非专业社依托于品牌需求与编辑兴趣导向的影印出版,民营机构脱胎于众筹,“小国寡民”式的经营方式,能否“自给自足”,满足社群读者的一切需要?如何突破规模与可持续性的瓶颈?换言之,产业化是否是一个较小行业中冷门品类的必然发展要求?短期内,这些问题仍然难以廓清。

(本文作者为中华书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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