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一门心思扎在经典教材的引进出版中,自己做编辑、做终审,以平均3~5年一本书的速度做出了“最慢”却也挣了不少钱的图书公司。
记者|谭予 何 珊
新曲线是一个有些“另类”的图书公司。作为一个民营图书公司,他们的合作方商务印书馆的两任分管领导都说“新曲线比商务还商务”;另一个合作方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前总编则认为新曲线把民营公司办出了出版社的感觉。
的确,这家创立21年的图书公司走了一条跟市场上多数民营图书公司截然不同的路子:只做经典教材的翻译出版、多年坚持线上线下六四折发货、一个编辑一年平均只做一本书……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市场化”的行为却丝毫不影响新曲线成为市场上最赚钱的民营图书公司之一。

新曲线的“另类”或许极大程度上源自创始人刘力。这位做出版30余年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并非科班出身,毕业时顶着导师和同学不理解的目光进入出版社做书。而在出版社成为众人挤破头想要进入的理想单位的年代,已是一社副社长的他,为了自己的出版理想毅然放弃这些,从头开始创业做出版。
在后来的出版生涯中,他似乎从来没有受到市场或是渠道变化的影响,一门心思扎在经典教材的引进出版中,以平均3~5年策划一本书的速度做出了“最慢”却也挣了不少钱的图书公司。
刘力笃信时间的力量。他曾向同行设问:一本一年卖30万册的书和一本10年卖30万册的书,哪本更好?同行都颇为诧异,说那还用问,一定是前者呀。可他认可的是后者:“一年卖30万册的书,出版史上也有很多,其中许多是被炒作起来的,实际上过两年回头再看没什么价值;但一本书在10年时间里陆陆续续卖出30万册,说明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那一定是本被读者认可的好书。”
和刘力同时间在出版行业创业的人很多,其中绝大多数早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刘力也想过自己何时退居二线,但他始终不舍做书这件事。
“不务正业”
20世纪80年代末,刘力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毕业,决定去华夏出版社做书,当时很多同学都不理解他的选择,导师更是说他“不务正业”,“培养你们多不容易!正是心理学需要发展的时候,为什么要到出版社去?”
1983年,刘力还是心理学系一名大三学生,他所在的北大作为中国心理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心理学教材仍然十分匮乏。一次偶然在书店买到的一本刚出版的书深深地刺激了刘力,这本由国内36个心理学界前辈参与翻译及审校的《心理学纲要》,涉及的关于行为主义和认知学派等科学心理学的先进概念,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国内其他心理学系的学生而言,都十分陌生。读完这本书,刘力感到之前的普通心理学课近乎“白上了”。这是刘力第一次体会到引进的先进心理学教科书带给他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多家出版机构组织翻译和出版了数种大型西方经典译丛,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当时新成立的华夏出版社巧妙地选择了商务印书馆还未来得及做的20世纪西方经典,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大型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刘力至今还记得他读到这套文库中的一些书时感受到的震撼,在他心目中,能出版这些书的出版社“一定是很有朝气的一个地方”。
爱书,加之对华夏出版社的好感,让刘力在碰到去北大招聘的出版社总编辑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在别人看来有些“不务正业”的决定。
从进入出版社到后来自己创业,刘力在出版业一干就是30余年。最开始刘力并不像后来那样明确自己的做书方向,真正促使他走上翻译出版经典教材这条路,并一直坚持到今天的,是一位老人。
工作9年后,32岁的刘力已经是华夏出版社的副社长。此时的出版社内部对社科类图书出版今后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犹疑不决。在一场聚集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座谈会上,费孝通的弟子马戎教授、北大的邱泽奇博士等人认为应该引进一些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等重要学科的优秀教材,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是急需的。
为此,邱泽奇把刘力带到了费老家中。87 岁的老人刚从外地考察回京,风尘仆仆,洗完澡,穿着浴袍,坐着轮椅就被家人推到了客厅。费老提前从弟子口中了解了刘力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因此见面第一句话就对后者做出版这个选择表示了肯定,“如果你喜欢书,就去做,出版业需要一批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费老认为,彼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一些名校比起来,有很大差距,一是教师队伍落后,二是教材落后。前者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问题,但教材落后却是眼下能很快有所改变的。“我们这些老师开始启动,你们出版社配合,咱们把这些优秀的教材版权引进过来、翻译过来,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你们年轻人生逢其时,要做有使命感的出版人。”费老的一番话击中了刘力埋藏心底的种子,“我一下子就想到我是因为喜欢书,想要把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引进到中国才走上出版这条路的。是啊,要做有使命感的出版人!”
与费老的这次见面后,刘力明确了今后工作甚至是人生的方向。“人要立志,要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做有使命感的出版人就是我的人生方向。”从那时起,他就给自己定下了“基于教育的专业化学术性出版”的方向并一直坚守到今天。
接下来的几年,在他的主导下,华夏出版社经济科学事业部、社会科学事业部出版了一系列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商务英语等学科领域的经典教材。这一系列被称为“西方高校经典教材译丛”,在学界和高校圈反响强烈。现已去世的北大政治学教授赵宝煦老人收到样书后喜不自胜,他的老伴告诉出版社编辑,老人一整个春节就抱着几本书在屋里转来转去,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几本书能这么快、这么高质量地出版。
无论从当时的出版规模还是影响力来看,假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刘力和他所供职的出版社都有可能慢慢发展为国内翻译出版西方经典教材的最重要出版机构之一。
在出版社工作的第15个年头,在一群人不理解的目光中,已是副局级的刘力与时任经济科学事业部主任陆瑜从出版社辞职,创立了新曲线。这家机构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民营图书机构的一员。
做一本书,20年与160万册
在离开出版社之前,心理学系毕业的刘力并没有做过心理学教材的翻译和出版。当时全国心理学一年招生人数在3000人左右,相对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已成为显学的学科,作为出版社管理者的刘力觉得心理学市场太过小众。
创立新曲线后,除了擅长的经管领域教材和商务英语教材的出版,刘力也开始酝酿策划心理学教材。就在此时,他接到老同学、时任北大心理学系系主任王垒的电话,对方表示,他组织北大心理学系18位教授合作翻译了一本Psychology And Life,问刘力是否有兴趣,同时反复强调这是一本教材,不是畅销书。“言下之意是挣不了大钱。”刘力说。
一心将引进出版经典教材作为使命的刘力,原本就想着要联系老同学筹划心理学教材的翻译出版,如此一来是不谋而合了。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审校和收尾工作,2003年10月,厚达600多页的《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出版了。当时图书定价普遍在十几元到二十几元,这本“大砖头”一样的书定价88元,刘力算了算,卖出5000册才能不亏本。
《心理学与生活》出版后不久,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黄希庭教授到北京开会,打电话给刘力,要来新曲线公司看看。刘力喜出望外,见面后老前辈就忍不住对刘力感叹道 :“你的《心理学与生活》一出,我筹划了半年多的一个选题计划泡汤了。”原来黄希庭早就发愁国内没有一本能反映心理学最新发展成就的入门级教科书,在《心理学与生活》出版之前,他已经组织起国内十几位一线心理学教师,准备编一本,“看了你这本书以后,我就通知他们说别编了,咱们占有的资料跟他们还差得远,现在再编也编不过”。
不到一年时间,起印量5000册的《心理学与生活》就卖完了,相对于新曲线的其他两条产品线,这本书做得既辛苦,又不算挣钱。不过,首印卖完后,它的加印速度越来越快,销量从1万册到了5万册。此时,合作方的一位社领导委婉地向刘力提出,《心理学与生活》作为一本教材的生命周期可能已经到顶了,市场现在需要这一类的书,但新曲线的出书速度太慢,“选题都是好选题,就是应该更快地去做”。不过后来谁都没想到,这本书可以不断突破预期销量,从5万到10万再到新版出来前总计卖出了120万册。
《心理学与生活》出版后,刘力和同事们一起陆陆续续又策划了一些关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教材,最初这些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的书都是不挣钱的,但颇为一致的是,十几年卖下来,这些书不断地重印,到现在大多数都卖出了十几万册的量。
当当网上市时,李国庆曾对刘力“抱怨”:“当当的头部畅销书都是大众书,但是在心理学图书排行榜上,你那两本心理学教材一直在Top10里面占着,你是不是在那儿捣乱?”
“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刘力认为其背后的客观原因是赶上了心理学在中国从一门小众学科逐渐变成一种显学的契机,“一开始大家都还没有觉醒,等大众逐渐开始觉醒后,这个市场基本是空的,好书太少了,整个社会的需求却越来越大,这些因素造就了现在这本书卖得这么好”。刘力告诉《出版人》,他的师兄、武汉大学心理学系钟年教授曾对他说:“毋庸置疑,《心理学与生活》重塑了心理学在中国的形象。”刘力对此备感欣慰,“20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心理学与生活》的确是一本现象级的教科书”。
《心理学与生活》在国内首次出版13年后,新曲线再次组织专家团队翻译出版了《心理学与生活》第19版,迄今卖了近40万册;2023年,这本书最新的第20版上市,不到半个月,就加印1万册。
一个理想主义的实干家
《心理学与生活》及新曲线其余一众心理学教材的畅销与长销暗合了这些年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至于为什么是新曲线和刘力在这场漫长的出版战事中获得了先机并持续保有优势,人在其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创始人刘力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实干家”。
“做出版,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必须有理想,它不是一个朝阳产业,也不在风口上,挣不了大钱,做大也比较难。我受到学界、出版业前辈的影响,包括跟国外的一些出版机构交流,越发觉得做出版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刘力告诉《出版人》。
20世纪90年代末,还在华夏出版社当副社长的刘力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做出了“西方高校经典译丛”。那时他“逼着”自己主管的社会科学事业部的主任去出版那些看上去就不挣钱的教材,对方不太能理解,毕竟“大家还要挣钱过日子”。但图书出版后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位主任告诉刘力不挣钱他也认了,因为他感觉到了做出版以来从没有过的荣誉感。一两年后,那些书不断重印,从不挣钱变得很挣钱,他感慨这真是非常美好的做出版的境界,“既实现了自己理想主义的抱负,同时也有很好的回报和收入”。
几年后,当刘力决定放弃体制内一个较高的职级和与之相伴的待遇、社会地位,自己出来做出版时,这位出版人心中的理想主义火苗蹿至一个小高峰。陆瑜回忆起当时的决定,觉得他们那时多少有些“年轻气盛”和“无知者无畏”,但不管是她还是刘力,两个一心只想做书的人都从未对这个决定后悔过。
这些年来,刘力和他的新曲线一直践行着当年费老提出的“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出版人”的出版理念,始终坚持“基于教育的专业化学术性出版”的方向,从没有因为市场上什么热就做什么。
大约是10年前,市场上的心理励志类图书异常火爆,一位出版社的副社长不解地问刘力:“心理励志书一直卖得很好,为什么你们不做?非要做那些费劲的书。”“不为也,非不能也。”刘力说,“我们做得是费劲,做这些书的人也很少,但我们感觉是在做对的事情。”
不追市场热点并不代表不考虑市场。有同行说新曲线是一个“产品导向型企业”,书做得好,但不会做营销。但在刘力看来,营销分“道”和“术”两个层次,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符合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这是营销之道。新曲线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行大道,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情。
刘力觉得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自己和他的公司新曲线有些“非主流”——“从选择做出版这行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把挣多少钱、把公司做多大放在第一位,‘挣钱’‘做大’从来不是新曲线首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没有考虑一定要挣多少钱的新曲线却很“能挣钱”。在同行里,很少有出版机构像新曲线这样多年坚持线上线下六四折的发货折扣,退货和报废率一直控制在百分之三左右,并做到一年1亿左右的发货码洋,无论从单本书利润还是每个员工的利润来看,“绝对是排在很靠前的”。
不把“挣钱”放在首位不等于他们不想挣钱,不把“做大”放在首位也不代表刘力不想做大。他认为,“做大”和“挣钱”是在“把对的事情做好”、满足读者需求之后的一个自动浮现和自然回报。他绝不会为了挣钱、做大而抛弃一些原则。
把60%的时间留给看稿
在刘力坚守的原则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用心字里行间,雕刻名著经典。”这句有些一板一眼甚至稍显老土的slogan也是新曲线的经营理念。
对图书质量的看重和坚持,并非一开始就在刘力心目中占据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出版社当副社长时,刘力分管社会科学事业部和经济科学事业部,虽然每天仍会挤出时间看稿、做终审,但对书稿质量的把控往往要让位于管理和一些日常事务。那时版权方经常会指出他们出版的书中的小错误,事实上,这是竞争对手挑出来的编辑和翻译问题,再通过版权方转达给他。
那些由版权方转交的小纸条,让刘力对书稿质量的认识变得更为具体而深刻,“做出版,尤其是做我们这样的教材出版,如果没有达到最高的质量标准还不如不做,否则就是暴殄天物”。
后来在出版社,凡是由他管理的部门出的书,重印的时候他都会要求编辑重新看一遍,他自己也要全部重看一遍。创业之后,他更是牢牢践行这一条。
现在新曲线一年策划的书在10本出头,平均一个编辑一年只做一本书。一本书从接到译稿到最终出版,平均需要3~5年的时间,有的书稿甚至要做8~10年。“我们在编校质量和翻译质量上花的工夫,可能是其他出版公司的3倍,甚至5倍、10倍都有可能。”刘力对此颇为自豪,“为什么我们的编辑出书少,就是因为我们在每一本书上花的时间长”。
在公司现有的12位编辑中,刘力和另两位公司高管也是其中之三,他和其中一位副总编对稿件质量把关。外人很难想象,这位对书稿质量要求严苛的图书公司老板现在有60%以上的工作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看稿上。
一个同行调侃他说,“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出版,努力奋斗,自己办公司,当了领导,目的就是不再看稿子了,你怎么还越干越回去了?”对此刘力并不恼,他说:“我看稿子一旦入定,周围的所有东西就全忘掉了,处在心流的状态,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做编辑尤其是看稿子,一直是他的兴趣。
陆瑜记得,在做某本大部头的经典教材时,存在前期翻译把关不严的现象。当时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十分恼火,做到后来已是精疲力尽,干脆撂挑子离开了。是刘力把书稿接过来,利用自己的假期完成了烦琐的收尾工作。
每天看稿,刘力一干就是20余年。陆瑜偶尔会替刘力觉得不值,她调侃道:“吭哧吭哧地,又花精力又花时间。”但刘力不以为意,在做完每本书的审读(对照英文原文一字一句地改)之后,他还要再把自己转换成一本书的第一读者,一边看,一边朗诵,一边再做“通读改”,乐在其中。
刘力告诉《出版人》,他和陆瑜讨论过退休的问题,过不了几年他可能要从管理一线退下来,但这并不代表他要停止看稿:“对我来讲,只要身体允许,我至少要看稿到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