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王建辉
自古以来，除了个别特殊的历史时段外，中国的先生们是值得也确实赢得人们尊敬的。这本书里的湖南出版界的五位先生钟叔河、朱正、唐俊荣、唐浩明、蔡皋，他们作为湖南出版的五位优秀代表，不光值得出版界尊敬，也值得全社会尊敬。笔者拿到这本书后，先读了总策划彭玻写的序，这篇序写得有激情，对全书的意旨也交代得颇为清楚，读者可以一读。全书读过两遍，回味再三，作为在出版岗位工作过几十年的一位老者，笔者以为还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再多说上一些话。
五个典型个案构成湖南出版的一组群雕。
这五位先生在湖南出版乃至全国出版界，或有相当的知名度，或有某种典型意义，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其中四位是编辑，都是既能编辑又能研究的一类，钟叔河主张编辑要有两支笔，一支做编辑之用，一支为研究之用。朱正以编辑为底子做鲁迅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唐浩明从做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工作延伸，研究曾国藩曾引起过一阵阅读潮。这三位先生在全国的知名度很高，站到了大编辑家的行列，也是湖湘文化传播的旗手，这里不多说。重点说说书中另外两位。其中一位编辑是做童书的女性编辑，姓名蔡皋，她是这本书里唯一没有一官半职的出版工作者，但就在这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获得过许多国际性奖项，被认为是“中国图画书发展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作者说“蔡皋将她的生命体验都放在了图画书的创作和编辑中”。真的了不起。还有一位发行人唐俊荣，从1950年到1996年做了一辈子图书发行，他起于基层，在县地省三级书店都干过。他对这一行的深切体认是“搞图书发行是要有文化的”。他对发行的独到体会，是要理清“发”与“行”的关系。这位发行者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发行体制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退休后为出版事业发挥余热，在办报和整理新华书店史两方面都有所贡献，成为他“为书业一生”的浓墨重彩的另一笔。本书作者认为他是一位发行家。选入这样一位发行人而与钟叔河等并在一起，体现作者们的独到眼光。这也说明在出版工作的不同岗位都可以做出大成绩。难得的是作者们对五位先生的解读，不仅是写这五位先生的故事，更着力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与内涵，写人生体验与生命意境。书中的五位先生正好是湖南出版几个方面的代表，构成了一组出版群雕。这本图文并茂的图书群雕，恰到好处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编辑和文化的厚度与高度。
从整体上把握湖南出版的文化道统，谱写湖南当代出版史的重要篇章。
出版史是人的活动，尤其是在那些有胆识者的推动下才向前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五位有胆识的先生的出版活动，撑起了湖南出版一段荣耀的历史。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湖南出版在全国有开风气之象，有高擎文化火炬之勇，成就一支“出版湘军”，呼应了那个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故而使湖南出版成为中国当代出版史上具有时代底色的重要一章。总策划彭玻认为这是新时期以来湖南出版的文化道统。从这五位高擎文化火炬的先生来看，正好体现了湖南出版和出版湘军的晶核，就是其所富有的思想突破敢闯敢干有时候还直闯禁区的精神，这是湖南出版大展拳脚的“活的灵魂”，是当代湖南出版汲取智慧的“真的源泉”。钟叔河做编辑工作仅九年，他顶住压力排除万难做了三件事，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和“周作人作品集”，唐浩明结合曾国藩全集编辑工作写作了曾国藩三部曲，朱正以出版工作为底色开展反右问题研究，唐俊荣为“新华改革”贡献“湖南经验”，蔡皋在图画书创作上的创新精神，都体现了湖南出版人的文化血性。哪怕在敢闯敢干中犯一点错，也可以留下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所以湖南出版成为全国出版的先行者，所以湖南出版有成就有得失。朱正先生毫不隐讳，自陈他最大的过就是在任职中出版了《查泰莱夫人》。这也是中国出版的一个重要事件，可以留给后人去思考和借鉴。书中的五位先生以他们各自不同的业绩，作为出版先行者谱写了湖南当代出版史的重要篇章。中国当代的出版史，如果缺少了湖南这一个时段的这一章，将是不完整的。
为年轻编辑出版工作者提供鲜活的成功范例。
怎么做编辑出版工作，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教案。书中反映出的五位先生做编辑出版工作的精神与态度、职业境界和人生体悟，都是青年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可学可师的前辈风范。在我看来，书中五位先生的出版实践示范，对于年轻人可资借鉴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于书籍的热爱与职业的执着。钟叔河说“我们因为热爱书，才选择出版这个职业”，唐浩明说“其实，我一直立足于编辑这个岗位”。他们把编辑出版这种职业作为他们的志业，才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二是做出版工作的责任意识与认真态度，用匠心做书，这是五位先生共同的特征。这五位先生都有一种文化挑于肩的道义责任。朱正将鲁迅研究视为本业，将写反右视为责任。他的“正误与求真”的认真态度，不仅在编辑出版界更在学术界传播了美名。钟叔河对于文字是精益求精，说“编书和做手工有共性，都要有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正是认真的另一名词。他的同事和下属说他做事认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三是在编辑工作中兼为一流的学问与创作。这五位先生都做到了把编辑出版工作与研究创作写作结合起来，金子不光在岗位工作中闪光，而且在创作和写作中闪光，这便使出版工作不是只作嫁衣的工作，而是可以走向更前沿学术文化，最大限度地促进编辑出版工作，放大编辑出版工作的社会功能。两支笔贯穿这些先生的整个编辑出版生涯。如钟叔河所说，“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唐浩明说他从业的30多年里“扮演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蔡皋是先当好编辑再当画家，而当画家是为获得认可，“获得认可才能有好的稿源”。编辑工作是她做画家的动力。令人高兴的是，我从书里提供的背景资料，看到这本书的作者都是湖南出版界的年轻人，他们在中生代的带领下参与本书的写作、对他们本身既是一种直接的锻炼，对于他们日后在出版业成长、感悟和提升专业水准及职业境界，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次重要经历和实践。尤其是通过他们手中的笔，将湖南出版前辈的出版风范，传导给更多的同行与年轻读者，更具有普适的意义。
告知人们敬重行业英雄应该成为一种出版的文化传统。
这本书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反映了湖南出版界和出版集团重视本系统和本单位有突出重要贡献的先生们的经验总结与发掘。在这方面，上海与湖南是做得比较好的。上海对于巢峰的敬重是一例。湖南出版界带抢救性地整理出这一部书更是一个典范。让历史记住这些“高举火把跑在前面的人”，是后来者的历史责任。中国的一位英哲说过大意如后的一句话，不知道敬重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出版业本是一个为人作嫁的行业，但在为人作嫁中也有高明的裁缝和工匠，对于这样的工匠应当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这部书的编写是湖南出版界一次有意义的出版组织活动，其中贯穿了湖南出版人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通过组织采访和文献资料来写一代人的出版事业，是一种好的方式，据悉他们还会做成延续性的工程。
读罢全书，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引用胡乔木的一句话，正好是这本书的写照。胡乔木说：“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此点姑不置论）。有一些近似编辑回忆、编辑经验一类的书籍，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韬奋的部分著作和一些老报人的回忆里就有这样一些资料；近年出的《书叶集》（花城出版社）和《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前些年出的《重庆新华日报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回忆录、三联书店纪念录等，亦可资参考之用。”由这段话，我觉得《湖南出版五先生》这样一本书，也应当在可资参考之列。当然，这本通过组建编辑采写队伍集体创作的书，不仅具有出版方面的意义，还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部可以照亮社会的公众读物，因为这些有故事的先生把自己的事业放大到了全社会。书中透露，还有一部姊妹篇《湖南出版十九君》，我们有理由和读者一起期待这本书的出版，如盼山河之光，如待日月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