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谷立立
五月总是温柔的。和风吹散阴霾，树木青翠葱茏，就像《温柔之歌》的标题一样。五月也是残酷的。每一缕阳光过后，总会留下阴影。罪孽在幽暗中滋生，直至酿成祸端。《温柔之歌》开篇即是五月。像预料的那样，蕾拉·斯利玛尼的故事很残酷。或许，温柔只是一层似有若无的包装，掩盖着太多不能对人说起的罪恶。等到风过后，轻纱撩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一个“杀人的夏天”。
斯利玛尼以一句“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作为开场，像是盖棺论定，又像一声惊雷，打破了所有浪漫绮丽的幻想。紧接着，她极为“体贴”地送上一剂汤药，以宽慰我们紧绷的神经。因为医生说小家伙很幸运，“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然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另一个大一点的女孩米拉倒在婴儿车下，奄奄一息。然后是孩子的母亲米莉亚姆，她发出“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怎么也不敢相信引狼入室的竟是她自己。保姆路易丝断送了两条无辜生命，也把自己推入了绝境，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
《温柔之歌》并不复杂，斯利玛尼更无意炫技。她用平实的语调讲述案件的始末，深入寻常家庭的日常，细致入微地解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回到开始。保罗和米莉亚姆，一对典型的中产夫妇，看似与世无争地过着小日子。谁知好景不长，两个孩子相继诞生。与大多数绝望主妇一样，米莉亚姆厌倦了围着锅台、奶嘴团团转，渴望拥有更大更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保姆路易丝。仿佛从天而降的“仙女”，她把这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让疲于奔命的他们看到了久违的希望。
很难说，米莉亚姆是不是找到了真正的自由，反正她再也不必费力去扮演理想母亲了。因为不管是保罗，还是她自己，都成了“理想家庭”的局外人：忙着为孩子取一个冗长无用、集个人品味于一身的名字；忙着摆拍几张照片，拼成九宫格贴在社交网络，展示自家的富足与安适，换得无关痛痒的赞美：看啊，完美的家庭、完美的父母、完美的保姆。
真的那么完美吗？米莉亚姆应该不知道身边还有另一种存在。这是一种与雇主身份、高雅趣味有着天然区别的隐密人生。1888年，吉卜林在小说《山中的平凡故事》里，提到一个“来自边界的那一边”的保姆维泽丝小姐。她既不干净，又没有热情。女主人从来不知道，卑微的她也有自己的烦恼。仿佛要与吉卜林隔空对话，斯利玛尼有了她的路易丝。就像是活动在黑暗中的黑影，这个人物总让人看不透。有时候她很亲密，俨然和谐家庭的一分子；有时候她很疏离，冷眼旁观家中一切，不露声色地刷新自我的存在感。
书中写到她与孩子玩捉迷藏的场景。任凭男孩亚当哭得声嘶力竭，路易丝总是躲在暗处，一声不吭，暗自望着他，“就像在研究刚刚钓上来、鳃孔里全是血、浑身抽搐的鱼奄奄一息的样子。鱼在甲板上抽动，精疲力竭的鱼唇在找寻着空气。一条永远也没有办法脱离困境的鱼”。如此旁若无人娓娓道来，看似麻木实则冷酷，着实令人不寒而栗。那无处不在的血、无法脱离困境的痛苦，从一开始就直接指向了路易丝。表面上，她很温柔，“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原谅”。私底下，她的孤独、无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她来自北非，没有值得炫耀的资本；丈夫去世，留下巨额债务；女儿出走，从此音信全无。
此时，只有一手带大的孩子能够为她带去一点慰藉。可是有什么用呢？孩子终会长大，保姆终会老去，到头来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路易丝唯一的朋友瓦法，是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她无不悲哀地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有朝一日，她亲手带大的宝宝会怎样评价他亲爱的保姆？无非是被侮辱与被轻视了。她想象着，他在度假酒店与她的同胞搞在一起。那个满身羞耻的女子，不就是她亲爱的姐妹吗？“一切都会翻转过来，颠倒过来。他的童年和我的老年。我的青春和他作为男人的生活。命运如同爬行动物一般恶毒，在坡上，它总是把我们逼到不好的一边。”
还记得卡夫卡的话。他提醒我们，要阅读那些可以狠狠捅你一刀的作品。毕竟，现实的残酷远远胜过无意义的虚构。直面身边事，比任何虚伪的粉饰、甜腻的糖霜更为要紧。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小说家。身为庞大北非移民的一员，如果不是有过巴黎求学的经历，斯利玛尼未必有今天的成功。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见识了太多路易丝、太多瓦法，早已把描摹现实当成了责任，再不必为了写作而写作，刻意去掩盖什么、又避讳什么。
现实主义从来以小见大，以微观影射全局。《温柔之歌》也不例外。斯利玛尼的讲述开始于家庭，也结束于家庭。罪孽的起因演变，尽在这指甲盖大小的方寸之间。斯利玛尼很勇敢，她勇敢地挑破脓疮，翻开糜烂的创口，让你知道什么是悲剧的根源。路易丝不会不知道她与米莉亚姆的不同。经历、地位的差别决定她们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房东的紧逼，让她有家难回；宝宝的长大，凸显她的无用；雇主的责难，叫她心惊胆颤。终于，路易丝的私心成了压垮完美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保住手中的长期饭票，顺顺当当地留在雇主家，她残忍地将刀刃对准了稚嫩的孩子。
这就是“温柔之歌”？看来看去都是残忍吧。好在，斯利玛尼很温柔。只是在她的温柔里，不难找出些许凌厉——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温柔一刀”？毕竟，《温柔之歌》之所以成书，与日益冷漠的社会有着莫大的关联。阶级的区分造就了无处不在的鄙视链，鄙视链的横行加剧了社会的断层。仿佛是要填补真空，我们有了斯利玛尼，有了《温柔之歌》。这个原本发生于纽约闹市区的保姆杀婴案，被她连根拔起，巧妙地移植在法兰西。她收起凌厉的机锋，抛开审判的目光，以不变的温柔再现世事的无情，把一个被压制、被轻视的边缘人物，写得血肉丰满。想象一下，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面对杭州的保姆纵火案，国内作家会有什么反应？当然，不管他们写不写、怎么写，都将是另一部《温柔之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