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和风后“杀人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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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谷立立

五月总是温柔的。和风吹散阴霾,树木青翠葱茏,就像《温柔之歌》的标题一样。五月也是残酷的。每一缕阳光过后,总会留下阴影。罪孽在幽暗中滋生,直至酿成祸端。《温柔之歌》开篇即是五月。像预料的那样,蕾拉·斯利玛尼的故事很残酷。或许,温柔只是一层似有若无的包装,掩盖着太多不能对人说起的罪恶。等到风过后,轻纱撩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一个“杀人的夏天”。

斯利玛尼以一句“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作为开场,像是盖棺论定,又像一声惊雷,打破了所有浪漫绮丽的幻想。紧接着,她极为“体贴”地送上一剂汤药,以宽慰我们紧绷的神经。因为医生说小家伙很幸运,“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然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另一个大一点的女孩米拉倒在婴儿车下,奄奄一息。然后是孩子的母亲米莉亚姆,她发出“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怎么也不敢相信引狼入室的竟是她自己。保姆路易丝断送了两条无辜生命,也把自己推入了绝境,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

《温柔之歌》并不复杂,斯利玛尼更无意炫技。她用平实的语调讲述案件的始末,深入寻常家庭的日常,细致入微地解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回到开始。保罗和米莉亚姆,一对典型的中产夫妇,看似与世无争地过着小日子。谁知好景不长,两个孩子相继诞生。与大多数绝望主妇一样,米莉亚姆厌倦了围着锅台、奶嘴团团转,渴望拥有更大更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保姆路易丝。仿佛从天而降的“仙女”,她把这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让疲于奔命的他们看到了久违的希望。

很难说,米莉亚姆是不是找到了真正的自由,反正她再也不必费力去扮演理想母亲了。因为不管是保罗,还是她自己,都成了“理想家庭”的局外人:忙着为孩子取一个冗长无用、集个人品味于一身的名字;忙着摆拍几张照片,拼成九宫格贴在社交网络,展示自家的富足与安适,换得无关痛痒的赞美:看啊,完美的家庭、完美的父母、完美的保姆。

真的那么完美吗?米莉亚姆应该不知道身边还有另一种存在。这是一种与雇主身份、高雅趣味有着天然区别的隐密人生。1888年,吉卜林在小说《山中的平凡故事》里,提到一个“来自边界的那一边”的保姆维泽丝小姐。她既不干净,又没有热情。女主人从来不知道,卑微的她也有自己的烦恼。仿佛要与吉卜林隔空对话,斯利玛尼有了她的路易丝。就像是活动在黑暗中的黑影,这个人物总让人看不透。有时候她很亲密,俨然和谐家庭的一分子;有时候她很疏离,冷眼旁观家中一切,不露声色地刷新自我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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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写到她与孩子玩捉迷藏的场景。任凭男孩亚当哭得声嘶力竭,路易丝总是躲在暗处,一声不吭,暗自望着他,“就像在研究刚刚钓上来、鳃孔里全是血、浑身抽搐的鱼奄奄一息的样子。鱼在甲板上抽动,精疲力竭的鱼唇在找寻着空气。一条永远也没有办法脱离困境的鱼”。如此旁若无人娓娓道来,看似麻木实则冷酷,着实令人不寒而栗。那无处不在的血、无法脱离困境的痛苦,从一开始就直接指向了路易丝。表面上,她很温柔,“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原谅”。私底下,她的孤独、无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她来自北非,没有值得炫耀的资本;丈夫去世,留下巨额债务;女儿出走,从此音信全无。

此时,只有一手带大的孩子能够为她带去一点慰藉。可是有什么用呢?孩子终会长大,保姆终会老去,到头来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路易丝唯一的朋友瓦法,是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她无不悲哀地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有朝一日,她亲手带大的宝宝会怎样评价他亲爱的保姆?无非是被侮辱与被轻视了。她想象着,他在度假酒店与她的同胞搞在一起。那个满身羞耻的女子,不就是她亲爱的姐妹吗?“一切都会翻转过来,颠倒过来。他的童年和我的老年。我的青春和他作为男人的生活。命运如同爬行动物一般恶毒,在坡上,它总是把我们逼到不好的一边。”

还记得卡夫卡的话。他提醒我们,要阅读那些可以狠狠捅你一刀的作品。毕竟,现实的残酷远远胜过无意义的虚构。直面身边事,比任何虚伪的粉饰、甜腻的糖霜更为要紧。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小说家。身为庞大北非移民的一员,如果不是有过巴黎求学的经历,斯利玛尼未必有今天的成功。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见识了太多路易丝、太多瓦法,早已把描摹现实当成了责任,再不必为了写作而写作,刻意去掩盖什么、又避讳什么。

现实主义从来以小见大,以微观影射全局。《温柔之歌》也不例外。斯利玛尼的讲述开始于家庭,也结束于家庭。罪孽的起因演变,尽在这指甲盖大小的方寸之间。斯利玛尼很勇敢,她勇敢地挑破脓疮,翻开糜烂的创口,让你知道什么是悲剧的根源。路易丝不会不知道她与米莉亚姆的不同。经历、地位的差别决定她们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房东的紧逼,让她有家难回;宝宝的长大,凸显她的无用;雇主的责难,叫她心惊胆颤。终于,路易丝的私心成了压垮完美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保住手中的长期饭票,顺顺当当地留在雇主家,她残忍地将刀刃对准了稚嫩的孩子。

这就是“温柔之歌”?看来看去都是残忍吧。好在,斯利玛尼很温柔。只是在她的温柔里,不难找出些许凌厉——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温柔一刀”?毕竟,《温柔之歌》之所以成书,与日益冷漠的社会有着莫大的关联。阶级的区分造就了无处不在的鄙视链,鄙视链的横行加剧了社会的断层。仿佛是要填补真空,我们有了斯利玛尼,有了《温柔之歌》。这个原本发生于纽约闹市区的保姆杀婴案,被她连根拔起,巧妙地移植在法兰西。她收起凌厉的机锋,抛开审判的目光,以不变的温柔再现世事的无情,把一个被压制、被轻视的边缘人物,写得血肉丰满。想象一下,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面对杭州的保姆纵火案,国内作家会有什么反应?当然,不管他们写不写、怎么写,都将是另一部《温柔之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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