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出版如何回应时代?

作为当今出版业最具影响力的话语领袖之一,王斌体现了核心人物之于出版机构的使命与担当,而他的认知也决定了中信出版的高度。

执掌帅印16年的王斌,代表着中信出版社的灵魂。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出版社从默默无闻变为中国出版界的一面旗帜,拥有无可争议的行业影响力。2017年中信出版销售码洋突破20亿,单体社市场占有率2.39%。新三板挂牌成功的中信出版,正蓄势登陆A股。

中信出版一直在寻求重塑与进化,表现在业务拓展、组织变革和对市场趋势的判断以及大胆的布局。在2018年的合作伙伴大会上,王斌说道,中信出版仍将充满激情地拥抱时代,从知识和进化两个角度重新定义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

这位曾出版了《杰克·韦尔奇自传》《史蒂夫·乔布斯传》等多部超级畅销书的出版人,也是当下出版业最具关注度和影响力的话语领袖。在王斌身上,体现了核心人物之于出版机构的使命与担当,而他的认知决定了中信出版的高度。

 

文化是进化的驱动力

《出版人》: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码洋超过20亿,各条产品线表现都很优异。但是在2018年年初的合作伙伴大会上,您确定的主题却是“进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选择这样一个关键词?

王斌:回顾中信出版的发展历程,最初我们对自己从事出版的要求,是要对整个时代和社会做相对精准的判断。一方面我们要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脉络,另一方面要思考出版之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并坚定地去实现。

2000年之初,中信做财经书,当时的Slogan(口号)是“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彼时,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应对变化的世界”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社会的承诺。之后,我们也不断反思审视自己的定位。2015年挂牌新三板时,我们把Slogan改为“从中国看世界,把时间变成历史”,这是因为过去中国在追赶西方,努力融入世界体系,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认为中国要有自己的声音和位置。思想的进步和提升,不是简单的知识就能解决的,更需要智慧和对时代的超越,这是我们提出“把时间变为历史”的初衷。

今年,我们提出“进化”,是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反观自身的发展。当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觉得做得还远远不够。不论现在的知识服务还是内容生产,都必须突破传统产业带来的局限,必须跨出这一步。就这个意义而言,中信出版应该拥有更大的发展和变化。作为一家国有出版机构,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都应提升。内容生产的技术要迭代,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提高,正是基于这些,我们提出“进化”。

《出版人》: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中信出版所提的“进化”是不是跟目前出版业所面临的外部危机有关?

王斌: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今天出版业的进化其实不是危机问题。这基于两个判断:一是到现在为止,任何外在变化对出版业其实并没有形成致命的冲击,即便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也不足以撼动这个行业的基础。二是行业的进化和发展不是简单的生存危机,而应是一种文化提升。我特别强调文化是进化的驱动力,出版人必须不断刷新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同时重新认识自己,更需要具备强烈的自我进化意识。

依个人之见,出版业最大的问题是太过传统,更冒犯地说,是保守、落后、迟缓和无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再大的外在刺激,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核心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提升认识,所有的计划都很难实现。这可能是我们出版人应该反思和省察的地方。

再来看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驱动力在哪?我觉得需要重新建立框架,需要一套全新的动力系统。这个系统核心是出版业的使命、责任和价值;同时,要有底层约束,这是我们的行业监管;还要有更高层级的约束,这就是国家战略和历史使命。

《出版人》:回顾发展历程,中信出版社一直都在主动求变主动求新,这种对市场的判断力从哪而来?

王斌:出版人要对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在我看来,版权制度和定价制度是支撑着行业稳定结构的核心,二者决定了这个行业拥有很好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商业模型。同时,较之其他行业,出版业的运作逻辑还是很先进的,它使要素转化成竞争力再转化成产品,然后再去销售。我们孜孜不倦地出书,每年产出约20万种的新书,其实相当于不知道投资结果却要做出20万次的风险投资,但也正是这无限分散的品种、成本和风险模式,让出版业至今生生不息并保持活力。

未来,书店将成为内容生产者触达用户的重要界面,这也是中信出版做书店的原因

不过,因为效率低下和产业链结构复杂,出版业在实际运行层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要素的配置机制不合理、人才不能顺畅流动等等,这就导致了较高的摩擦成本。因为有摩擦成本在,出版业就有优化的空间。

如要总结,第一,我们理解这个行业本身的运作逻辑和体系。第二,我们知道在不完美的状况下,它有优化的可能性。而且出版业是供给侧驱动的行业,创造力和创意尤为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去改变,解决机制问题和效率问题,才能释放人的创造力和活力。

同样重要的是,中信集团也赋予中信出版求变的基因。中信集团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出版很自然地传承了这种基因。

 

出版业说到底依靠的是人

《出版人》: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优秀人才流向了中信出版社,请问你们是如何吸纳人才的?

王斌:做出版说到底依靠的是人。然而,出版业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人才市场,人才缺乏横向流动,都是从编辑到高级编辑,从主任到副社长再到社长这样纵向流动。纵向流动本质是官本位,要求人才必须全面,但有些时候对专业人才反而可能是种压抑。所以,当我们把这事想明白,就发现人才需要横向流动,需要打破行业内藩篱和门槛。

人才为什么愿意到中信来?我想,最重要的是“用事业吸引人”。他(她)是不是被中信出版的理念和精神所感染、激励并得以自我提升。

在图书出版上,中信出版一直是引领行业的风向标;在内容市场,甚至话语体系中,中信出版也是先锋。加入这个体系就意味着站在了时代的潮头,这对人才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其次是激励。旧的印象中,说到激励就是简单地给多少钱。而我觉得,出版业人才的激励核心在于单位时间和时间单位。

“单位时间”就是效率,公司的效率高就意味着员工的回报大,这解决了基本的纪律问题;“时间单位”则是个人成长,很多从中信离开的员工被行业认可,也是由于在这里的训练让他们具备了更好的素质和能力,而这种训练也是一种激励。

总体来说,中信出版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具有魅力。现实意义上,保证一个基本面,使他(她)觉得受到激励,还有一个中层的面,使之获得成长。我觉得达到这些层面,便可成为吸引人才的一个关键。

中信出版采用的管理体系是扁平化的,而不是金字塔式的。我们鼓励员工开创自己的事业,公司也愿意去帮忙孵化。几年前我们做出版人平台时,我就曾提过这个理念,希望有想法、有渠道、有业务及管理能力的人都离开,然后中信出版以合作伙伴的身份来投资他们。

《出版人》:您觉得未来理想状态的员工培养方向是“合伙人”吗?

王斌:这是行业的特点决定的。创意是出版业中最珍贵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属于个体。而运营的效率精准、品牌的市场兑现乃至形成竞争优势,这是企业的能力。

当把这些想清楚,我们就会发现个人的能力是不能拿过来的,而公司的核心能力是带不走的。所以,我们更愿意做出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系,其中有投资机制、孵化机制、市场机制、变现机制,等等。剩下的就靠合伙人,他们有个体性,承担独立的智力工作。如果能形成这样一种模式,我认为中信出版会达到另一种高度。

《出版人》:您执掌中信出版已有十六年,您自己给这家企业带来了什么?

王斌:无论是时代,还是个人,都有其历史使命和印记。 必须承认的是,我本人和中信出版的精神已高度融合,目前来说,算得上是对企业文化影响最持久和深入的一个人,包括它的品牌形象、企业文化、经营理念、价值观和行为原则。但从一方面来说,这也正是我作为领头人的责任。任何一个最高管理者,都应该把企业带到一个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提升要可视,要给市场和员工以正向的反馈。在这个总体目标之下,所做的就是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不可失去赖以依存的阵地。

做企业的人都知道,经营一家百年老店是很难的。我们不是创业者,是管理者,有时是改革者,因此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追求。企业跟人的生命一样,年轻的时候要学习成长,壮年的时候要成就事业,老年的时候要享受智慧。

现阶段,我把中信出版从零带到上市,是认真履行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

 

出版业的未来是万亿规模

《出版人》:您之前在演讲中提到说数据规模是没有价值的,那您认为近几年来出版业在数据上的增长是否健康?

王斌:出版业这些年来一直在进步,数据在增长,定价在上涨,也有资本进入,但总体来说不是非常良性的。我之前提出要做一个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看一下行业的资本结构,这样就可以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如果要提速增效,就要重新配置资源,做垂直细分的专业体系,在触达用户的时候,要把读者变成用户。

所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评判今天出版业的发展,我个人觉得没有大的进步,效率没有得到更好的提升,对这个时代的回应也是缓慢且有限的。同时,我们缺乏国际竞争力,对很多事物缺乏理解力,人才的储备也令人担忧。

但是出版业依旧在往前走,无论是规模和品种数都在上升。问题在于在此基础上能不能升级,能不能重新配置资产,能不能调整资本结构,能不能改变投资预期机制和激励机制。如果能建立这种机制,解决成本效率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更关键是如何通过供给去激发需求,做出一个更大的市场。那时,我认为评判出版业的标准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1万亿的规模。

《出版人》:您认为出版业通往万亿规模的路径是什么?

王斌:首先,产业的外延要发生根本改变。如果我们今天不用印刷机来界定我们的行业,那版权产业的外延就会扩大。互联网企业做了知识付费,就能切出一大块市场,那就是百亿的规模。

还有,出版业的内核也要发生变化,过去我们简单的划分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其实这种划分把市场看小了,比如针对少儿的成长服务和教育服务,这是万亿市场,而如果仅仅局限在童书市场那就顶多200多亿规模。

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智库、知识服务类的产品,其实还都只是Message(资讯),不是 Information(信息),更不是Knowledge(知识)。现在各个行业大大小小的决策依据还是Information(信息),要形成框架系统才是Knowledge(知识),而一旦这套决策体系建立起来的话,何止是万亿市场?

还有一块就是娱乐创意,可能是电影,可能是游戏,也可能是一本书,这个市场也不仅仅是万亿。

站在内容原点,以版权产业这个逻辑看过去,至少是5万亿以上的市场,但哪些是在我们的能力范畴内的,是从业者需要思考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努力,做到1万亿没问题。出版人不应该把事业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要被几本书的码洋蒙住眼睛,码洋有一天会被重新定义,谁能直接找到持续阅读的人,并构建起一套内容生产体系,这个行业就会被谁颠覆。

在今天,订阅模式已经被互联网淘汰了,行业升级的下一步应该是精准地找到并激发读者的需求。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我觉得书店可以承担这个功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中信书店的原因,而不是在出版环节去折腾。未来,出版社就应该是众多的出版人和工作室,书店则成为了触达用户的界面。这种生态一旦建立,中信出版要解决的其实就是资源的高效配置,建立有影响力的品牌体系,保证产品的创意和品质。

《出版人》:中信出版未来会成为一个品牌分发平台吗?

王斌:我觉得会的。因为内容生产是个性化的,但个体还要存活,那核心就是成本和效率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是平台。

我们现在希望让更多的出版人来分享中信的品牌价值,我们推出的出版人举手制本质上是一个出版人平台,就是要把出版社的墙推倒,让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企业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中信出版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咨询者、培训者、孵化者、投资者、品牌提供者和市场整合者。

《出版人》:从新三板转板冲击A股,中信出版希望在资本市场树立怎样的形象?

王斌:因为目前在静默期,所以我只能说说概念。

一是和主业相关的。现在整个社会的认知提升是非常迫切的事,并不是简单的学习、教育、阅读或者知识服务。资源需要重组,终端服务方式需要创新,新的商业模式和业务体系还没出现,所以在这是一个想象空间很大的领域,意味着我们大有可为。

二是IP的产业化运营。现在对于IP的运营产业界更多关注如何变现,我们的关注点则是IP的产业化,这也正是未来文化产业的根基。

三是文化消费。消费升级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的提升,而提升的基础在于生活态度和生活认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中信出版作为文化消费的引领者,应该在新零售的风口中去创造消费升级。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突破图书出版的概念局限,去尝试做策展、做艺术运营、做内容付费,甚至涉足教育产业。

把出版的外延打开,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

 

黄璜

Read Previous

中信出版进化论—快速裂变增长的奥秘

Read Next

奥斯卡奖的图书“小年”,童书独领风骚

Leave a Reply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