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来京几年，一直租住三里河附近的一个小套间。最近房东要卖房，才不得不另寻栖身之处。搬家前收拾东西，最多的就是书，整整20摞在餐桌上堆成半米多高的小山，还塞满了一大旅行箱和一纸箱。这些书大多是来京后买的，还有从长沙带过来的，从别人办公室顺的和别人主动送的，有十几本书竟然死活想不起是如何潜伏进来的。最郁闷的是，前不久才跟人吹牛，说自己买书绝少重复，谁知这就清理出一本崭新的《论神性》……哎，只当是为商务印书馆的销售额又尽了点菲薄之力。
拜祖国的蒸蒸日上所赐，90年代以来我搬过三四次家，书籍每次都是乔迁的沉重负担。2004年入新居，它们就整整占据了一个房间，两面墙的书架顶天立地。十年后再搬家时，装了五十多箱，搬家公司一看就直接要加钱。它们在新书房里堆了几个月，直到春节长假我才鼓起勇气杂乱地上了架。巨大的书架是两层，不断上下爬楼梯，差点儿没把我累出心脏病。
听了这个故事后，再也不羡慕作者家两层的大书架了
坐拥书城的日子曾让我相当嘚瑟，阅读的方便与丰富伴随我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而今马齿徒增到了尊为“苏嗲”年龄，面对成千上万册书，却渐渐忧从中来。
首先，就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在与日俱减。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十几年来一直关注数字出版和阅读器产品的发展，眼见这片天地从破烂不堪、荒草丛生已经变成了良田成畦、麦浪风吹的样子。随着数字产品的成熟和完善，我的阅读时间几乎呈溃退之势哗啦啦从纸面流向了屏面，从眼睛移到耳朵。如今我想看新书，首先会去微信读书查找，没有就等待上架通知，不得已才考虑网购。而且，两年多来，我几乎没花时间看小说，但粗略统计了一下，居然读完了《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呼啸山庄》《杀死一只知更鸟》《解忧杂货店》《消失的地平线》《美丽新世界》《金瓶梅》《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官场现形记》等二三十部长篇——都是上下班的路上听完的。尽管我不知老之将至还在与时俱进，但习惯的改变依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去年底，写文章要查《夷坚志》第二册，回家找遍了书架，发现其他几册都陆续带来了北京，唯独这一册没带。只得停下手头的活儿，等待回长沙时再去翻阅；过了两天，忽然回过神来，我的手机里就有中华书局的《夷坚志》！现在，书房更大了，藏书更多了，但我早已没有了嘚瑟的兴致，因为我口袋里装着的书，比这个书房要多百倍不止。
一个朋友曾说:“书是搬家时最容易放弃的东西。”虽然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却越来越觉得它很有一些道理。书是我几十年的旧好，现在它们长时间无所事事地在书架上蒙尘，我却口袋里揣着小巧玲珑的新欢到处晃悠，还跟它亲密互动有说有笑，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所以，一直在告诫自己，应该喜新不厌旧才是，但书老珠黄的结局却让我的烦恼与日俱增。俗话说“纸寿千年”，我的书肯定比我活得更久，那么，我老人家百年之后，它们怎么办呢？这些书有老有少，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文物价值，所以不会有人收去珍藏。找个什么地方捐出去吧，似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已书满为患，连广大农村地区也被农家书屋全面占领；不得其所而致蓬头垢面甚至粉身为浆，就更使我情何以堪。我儿子固然喜欢读书，但多年以后，也不知他会在哪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过着哪种想住就住想走就走的生活，难道还会接受这成吨的辎重？想起这些事，梅花简直就要落满了南山。
放眼望去，我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印书，去年中国出版的新书品种超过了23万。它们会充斥更多的书架、阅览室、图书馆以及仓库，这种力争上游的状态符合出版作为一个产业的商业逻辑。但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而言，真的需要印那么多书吗？真的需要无止境的阅读吗？二十多年前看钟丽缇主演的《色戒》，对一句台词很有感触：“克服一个欲望，跟满足一千个欲望，到底哪个更难？”现在套用一下：读通一本书，跟读过一百本书，哪种阅读更有价值？我自己的阅读习惯就不太好，经常在书中发现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就去找另外一本书读，接着又是另外一本书，就这样一路从东半球读到西半球，出发地的坐标早不知道在哪儿了。初心已忘，干脆就不回去，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这样的阅读无疑是一种“以有涯随无涯”的冒险，出发时总是兴致勃勃，看多了残山剩水才发觉，一辈子的手不释卷，大多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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