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读蜜传媒经过三年酝酿、筹备，于近日出版了被称为“离汪先生最近的作品集”——《汪曾祺别集》（全20卷）。12月23日下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共同主办的《汪曾祺别集》出版发布式与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鲍洪俊，汪曾祺先生之子、《汪曾祺别集》主编汪朗等与会，著名作家莫言、阿来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等发来祝贺视频。来自文学界、学术界、出版界的数十位嘉宾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一九三九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为沈从文先生的及门弟子。其作品文字飘逸，返璞归真，在平淡中见真味，深受广大读者推崇。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由汪曾祺哲嗣汪朗主编，家人及深知汪先生的作家、学者、编辑协同编选而成《汪曾祺别集》，于12月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丛书全20卷，共约200万字，包含小说、散文、剧作、诗歌、书信等，汇为汪汪巨浸。
发布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主持。现场举办了简短而隆重的揭幕仪式，铁凝、李敬泽、鲍洪俊、汪朗为《汪曾祺别集》套装揭开红绸，首次向读者展现了《汪曾祺别集》（全20卷）的完整面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用“如同冬日正午的阳光那样一种温暖的爱”来形容几代读者对汪曾祺先生的爱。“我还不愿意用热爱这样的词，热爱需要充分的热度，像炎夏一样的热度才叫热爱。我们对汪老的爱就像汪老夫子自道的诗所说的那种‘人间送小温’的感觉。”“我们对他的爱中包含着对生活的爱，对生活中那些美好有趣的事的爱，对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好男好女的爱，对所有的生活中的美好的、有趣的事物，包括那种语言的爱。”这种爱，让一代又一代读者“再想起汪老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温暖的和煦的东西在心里。”回顾汪老一生的创作，李敬泽强调：“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来说，汪老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在场者、参与者、建构者，甚至是引领者。”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鲍洪俊代表主办方致辞。他将《汪曾祺别集》的出版视为一场跨世纪的文脉接力，“1988年，先生自编的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以家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此后浙江文艺出版社不间断地推出先生的小说集、散文集。一代代的浙江出版人与汪先生及其家属之间持续续写的文脉传承，成就了今天《汪曾祺别集》这份献给先生百年诞辰的贺礼，也寄托了我们对汪先生的温润致敬、绵绵爱戴”。
汪朗作为《汪曾祺别集》主编、汪曾祺先生家人代表，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了对主办方、出版方及到会领导、专家、媒体朋友和《汪曾祺别集》编委们的感谢。“《别集》编得用心，出得用心，我们家老头如果在世，相信也会对大家道一声辛苦了”。他说，“我们家老头去世已经有23年了，这些年他的各种作品集，出了大概有二三百种，可以说各有侧重。但是比较完备、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人文社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再有就是今年这套《汪曾祺别集》了。我们家人觉得，这套《汪曾祺别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汪曾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飞，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委员张建江，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郑重，以及《汪曾祺别集》编委会成员等诸多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发布式。
发布式结束后，举办了《汪曾祺别集》出版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汪曾祺研究专家杨早主持，与会嘉宾围绕汪曾祺的时代意义、为什么读汪曾祺、为什么读《汪曾祺别集》、《汪曾祺别集》的学术价值与大众阅读价值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场气氛热烈，原本预计一个小时的研讨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作家李洱用“碧玉透亮”来概括汪曾祺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写作语言。他认为，汪曾祺所使用的“烟火气十足的口语，是提醒我们作家，写小说要说人话，他的这种口语化的写作，意义重大，这种写作语言的探索和我们所知道的书面语写作，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这套语言发展脉络和谱系也非常值得研究，这条路还很漫长。”针对汪先生去世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阅读和研究的现象，李洱表示，“汪曾祺是那种死后生长的作家，他的人生态度和作品里的精神，对这个时代持续发生影响，对这个时代的人有不断的提醒。”
听罢李洱的发言，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不由感慨：“汪曾祺的语言能力得天独厚，不服不行”。季红真对《汪曾祺别集》的出版表达了由衷的祝贺，对于《全集》和《别集》之不同，她说：“同样是汪曾祺的作品集，《全集》侧重于学术性，强调研究和文献价值，编辑必须克制自己的个性；而《别集》，侧重鉴赏性，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别集》作为选集，更凸显编选者的个性，《别集》的编委因袭汪曾祺选编《沈从文别集》的思路，也是忠于汪曾祺个性的，《汪曾祺别集》必然是一套有个性的、独树一帜的选集。这套书的出版，对汪曾祺的阅读与研究是功不可没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回忆起自己关注汪曾祺的缘起，也在于汪曾祺的特别。“汪先生是少有的从民国时期过来，同时又成为1980年代文学构成的一个特殊存在。”这种特别性也同样体现在了《汪曾祺别集》的设计中，小开本的设计，在王风看来便于日常阅读，在沙发上随便打开就可以读，他说，“现在，地铁上都是手机低头族，希望这套便于携带的《汪曾祺别集》能从手机那里争取年轻一代的关注”。
《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们也从各自的角度做了精彩发言。《茱萸小集》《逝水集》编者龙冬视《汪曾祺别集》为“活着的一套书，常读常新。”他说，一家三代，甚至四代都可以读汪曾祺，这是了不起的阅读现象。《羊舍一夕》《旅途杂记》编者、被誉为“天下第一汪迷”的苏北认为，是对汪曾祺超乎寻常的喜爱将编委们聚集在一起。回忆与汪先生的交往，他介绍了自己1986—1988年抄写了一遍二十余万字的《晚饭花集》，让他对汪曾祺的作品有了“脑速极快”的理解。
《拟故事集》《桥边散文》编者李建新、《非往事集》《烧花集》编者徐强因故不能到达现场，通过会议连线的方式参与研讨会。李建新介绍了《汪曾祺别集》的编选思路，“贴着人物去编”是主旨，“权威和准确”是基本要求，《别集》是既满足于民间阅读又有助于学者研究的版本。徐强从“别”的角度与大家探讨了《汪曾祺别集》。他追溯了《别集》的取义渊源，最后总结《别集》之“别”，“别在选篇、别在体例、别在校勘、别在设计，还有一点，别在编委团队。”
《晚饭后的故事》《梨园集》编者汪卉作为“汪三代”代表也以《为什么是汪曾祺》为题做了精彩发言。她认为，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汪曾祺作品不矫情、不沉重，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带着鲜活的烟火气，极容易代入和共情，但是文字却又是无比地妥帖与讲究。她也与大家分享了参与《汪曾祺别集》编选工作的感受，“从某个碎片进入他的整个作品里面，去沉下心来静静地细读，是会被传统文化的美、语言文字的韵，还有里面的情所打动的”。她说，“这套《汪曾祺别集》会带领读者走进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汪曾祺。”
主持人杨早是《鸡毛集》和《五味集》的编者，在为研讨会做总结致辞时，他说，《汪曾祺别集》的每一卷每一篇选文，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汪曾祺别集》的编者们，通过这套书，不仅是在编汪曾祺其文，更是在编汪曾祺其人，这套“混选”的《汪曾祺别集》，每一卷都有一个主题，都是一个侧面，通过对这些侧面的阅读、观察与理解，有助于大家读透汪曾祺。
本次出版研讨会也在腾讯新闻、凤凰新闻、bilibili、当当、京东等多家平台直播，网上观看人数近十万人次。
在《汪曾祺别集》出版发布式与研讨会之前，与会的领导和嘉宾参观了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汪曾祺百年书画展”。
2020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12月23日这一天，暖阳普照，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会嘉宾们发言的高频词汇是“躬逢其盛”“不胜荣幸”。正如李敬泽副主席所言：“《汪曾祺别集》的出版与汪老百年诞辰书画展的开幕，都是冬日里北京文化生活的盛事和韵事，在此我向汪老的亲属表示敬意，向为《汪曾祺别集》出版付出辛勤劳作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和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