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名家做编辑?

文:淡霞

东晋时,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住在山阴县,有一夜下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就叫家人拿酒来喝,边喝边欣赏雪景。眺望四方,只见一片皎洁,他顿时诗兴大发,起身徘徊,并大声朗诵起左思的《招隐》诗来。忽然,他想起了好友戴逵,彼时戴逵住在剡县,距此地并不近。王徽之管不了那么多,立即连夜坐船赶往戴家。小船慢悠悠行驶了整整一夜才到戴家门口。谁知王徽之并没有进去,而是命令船家原路返回。有人问他怎么回事,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篇》)

任诞者,任性,放诞,乃魏晋名士的显著标签。这则著名的“雪夜访戴”典故将魏晋名士的风流、率性而为、真性情传达得淋漓尽致,亦为我们留下“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成语。现代社会的名士风度与真性情,大约能在出版圈的知识分子身上觅得一鳞半爪,比如编辑和著名学者、作家,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交往,除了少数的交恶属于“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大多数还体现着“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雅集雅会色彩。

然则,要实现如此美妙的合作关系,身为编辑,在与名家做书时,尤其是将一个思想碰撞出来的策划点子落实到笔尖突围的书稿中,再将未经雕琢的璞玉般的书稿精心打磨成堪称经典之作的成书,中间经历的种种交锋、折磨乃至争吵,可谓一言难尽。简单来说,打磨一本名家的书稿,可经历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还是山”的心理逐渐成熟、类似高僧参禅悟道的过程。

见山是山

每每与同行谈及做编辑的苦乐酸甜,聊到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事,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发掘、策划、编辑出某个有潜质的新人的作品,新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日后成长为名家,他的首任编辑堪称伯乐无疑,此等伯乐或可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韩愈名句来自喜,聊以自慰。另一种则是编辑拿到已经成名的作者书稿,有幸成为名家作品的出版负责人,编辑的心情恰如那偶然掉进米仓的老鼠般,因敬仰而荣幸,因荣幸而激动,因激动而期待,因期待而忐忑。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古有杜甫敬仰李白的天纵奇才,今有编辑对名家抱有敬仰之心,尤其是对未曾谋面、未曾合作过的大名鼎鼎的作者,更是如此,此乃人之常情。由是,编辑对名家的书稿求贤若渴,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如能有幸编辑一部甚至是多部名家的作品,必然是荣幸之事,值得傲娇。比如,提及这些年的纪实文学,人们必定会想起叶永烈,他的“红色三部曲”和《邓小平改变中国》,以及众多游记作品是其纪实文学的代表作。可想而知,多年前当他将一部《真实的朝鲜》书稿交到编辑手中时,本就对叶永烈秉承实地采访、真诚记录的纪实精神感兴趣的编辑,立刻倍感荣幸之至,不禁感叹:“这样的书稿,也就叶永烈老师能写得出来。”能编辑他的这样一部视角独特、题材新颖的纪实文学书稿,真乃幸事也,此可谓由敬仰而生荣幸之心。

余秋雨是中国文坛著名的散文大家,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曾是我辈上学时必定会一字一句虔诚抄写的名篇佳作,彼时的我们,天真、烂漫、勤奋,对未知的领域求知若渴、对其文章中新颖的表达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余老师的才华高山仰止,由此,工作后,十年前初次编辑余秋雨的最新书稿《寻觅中华》《摩挲大地》时那激动不已甚至欢呼雀跃的心情,至今犹记得。若说出版圈的编辑也有追星癖,他们眼中的明星大约就是名家作者吧。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般的书如此,名家的作品则更有其超群卓然的风姿,一般的编辑必定会这么想。明星自有其星光熠熠的光环,与明星作家合作的编辑对心目中仰慕的作者有所激动,对其作品更是充满期待。这可是名家的书稿,其思想的深度、文采的超然、结构的精巧、语言的美妙,想必也是极好的吧。编辑们因激动而期待的愿望更强烈了。

然则,与此同时,编辑们亦心怀忐忑,名家的书稿高质量、高水准,我能把它编辑好,使之成为一部流传久远的经典之作吗?名家的其他书稿,之前在某某出版社的某某编辑手中,点石成金,成为秀外慧中的优质作品,我能达到那样的水准,甚至超越他们吗?甚或是,风闻这位名家性格古怪,对编辑的要求极为严苛,稍不留意,就对出版社提出撤换编辑,我能与之和平共处、走完这段做书旅程吗?如此等等,内心小宇宙激烈斗争的小火苗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编辑面对名家以及名家书稿,由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却是一致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未曾接触过名家书稿的编辑,或者接触过某一类名家,却对另一位名家不了解的编辑,好比站在山脚的人,面对名家及其书稿,易敬仰、荣幸、激动、期待,甚至是忐忑,此乃常情,更是刚刚进入编辑行业的同仁的普遍心态写照。

宋代的青原惟信禅师在《指月录》中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名家是山,且是一座行业内的巍巍高山;名家的作品是深水,且是潜龙在渊的深渊。若说工作是一种修行,编辑望见高山,便深陷其中;看见深水,便迷恋它的幽深,这在修行的入门之初便迷失了心智。须知,修行路上,尚有几多坎坷几多磨难。

见山不是山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青原惟信禅师接下来如是说,他是中国禅宗自六祖慧能起的第十四代传人,其亲见知识,即为参禅,此时的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处于思想困惑的迷茫中。编辑在跟名家接触中,尤其是在对名家书稿进行审读、编校时,时常亦觉迷茫:行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

编辑的茫然在于,书稿中竟有这么多疏漏和错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人都会犯错误,是书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谬误,这些编辑都能理解,但有些名家书稿的质量确实令人不敢恭维。有的书稿杂乱无章,没有清晰的逻辑思路和主线,大约是作者觉得自己的所有文章都值得出版,将良莠不齐的文字一股脑儿打包扔给编辑,且不允许编辑删减调整,美其名曰“敝帚自珍”。有的书稿思想新锐、离经叛道到公然违背宪法和公序良俗,作者却美其名曰“这正是我思想的独特处、闪光点,务必保留”。有的书稿知识错误、文句错误极多,显然是作者的急就章,未经核查和通读就交给编辑了,甚至是在某些领域号称专家的作者,其书稿中也屡屡出现极其低端的错误,更多的则是作者大量的笔误和生造字词句。如此书稿,于作者,倒是省事、方便、快捷地交稿了;于编辑,则苦不堪言:这还是高山水准、深渊品质吗?

编辑的茫然还在于,与名家协商修改书稿,遇到的奇葩事亦不少。大多数名家都有君子风范,闻过则喜,有错就改,只要编辑说得在理。但有些名家则秉持老舍先生的名言“改我一字,男盗女娼”,认为自己生造的字词句有范,不能改;文中的语句是明显的病句,但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也不能改;有些说得过头的话,在网络上、报纸上都发表过,为什么出版时要修改?为此,编辑要跟作者不断普及出版法规知识,实际工作中,有时编辑为了说服作者修改一个词、一句话,删除一段话,在沟通中拉锯战的交锋能有好几回合。

编辑的迷茫更在于,与名家在做书流程上沟通不顺畅,甚至南辕北辙。一般的出版合同都有约定,作者有权审核编校过的稿子。但在具体执行时,每个名家的思维和工作习惯不同,有的名家提出,书稿在三审三校中,每一份有修改痕迹的稿子都要返给他看,也就是说他要参与到每次的编校中,如此,书稿的来回快递要好几次。有的名家则相反,或许嫌麻烦,或许因工作忙碌分不开身,不参与前面的所有编校程序,只是等编校结束做好的稿子交给他审核,这时,他就将之前编辑做的修改一一恢复原状,等于全部推翻编辑的工作成果。如此,编辑要就每一个修改的地方跟他反复协商,纠缠很久,也折磨很久,双方均筋疲力尽,甚至到后来不再互相信任对方。

古诗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有人将之改编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做编辑”,这位改诗者,想必是同道中人吧,想来他颇能理解做编辑的苦衷,岂是一句“为他人作嫁衣裳”能说得清的?

一般来讲,编辑在处理书稿问题时,在与名家打交道时,因为敬仰,因为崇拜,因为期待,对作家和书稿都是很尊重的,但因为出版法规,因为文字规范,因为职业责任,更因为个人的完美主义情结,总是期望把名家的书稿打磨得既合格又优秀,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既叫好又卖座。如此,便容易与名家的固有思维和自由表达习惯产生冲突。此时,若名家挟着权威的名义、利益的纠葛、背景的强势,甚至是出版社领导的官帽,来做泰山压顶之势,编辑必定悲催无比,心里的苦涩和委屈越积越多,再看那高山和深渊,便满眼如青原惟信禅师所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完全失却自己当初接触名家及其作品的雀跃情感。

此时的小编们,必定是牢骚满腹,一边是见惯大场面,出版过几本甚至几十本名作的大咖作家,咄咄逼人,态度强硬;一边是终审老师、质检老师阴沉得能射出利刃的眼神,以及锱铢必较、不容置疑的纠错红笔;同时,还得提防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会抽查图书质量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言以蔽之,出版圈曾经的,或者正在经历,以及之后要遭受此番磨难的小编们,真是太南(难)了。

然则,“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工作的修行场中,编辑只有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培养自己的沟通素质,方能与名家、名稿顺利过招,和谐共处。对待书稿,编辑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花费更多的精力核查资料,提出确凿证据;对待名家,编辑们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拿出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情商去沟通,终究会取得名家的理解和支持。

毕竟,大家就是大家,他自有雅量和风范。“(钱钟书的)《谈艺录》是1948年出版的,当时年轻的责任编辑周振甫为编辑书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一核对原文,为每篇标立目次,对许多地方还提出意见,与作者商量修改。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得钱钟书深受感动。30年后,钱钟书写出巨著《管锥篇》,第一时间找到他最信任的中华书局老编辑周振甫。……钱周之交也成就了我国出版史上的佳话。”(见聂震宁《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

见山只是山

一部书稿从单纯的文字和图片,到华丽转身成为一本内容扎实、装帧精美、书名意味隽永的经典之作,期间编辑与作者沟通协商的不仅是书稿内容,还有书名、封面,乃至营销。

书名起得好,销量跑不了。出版圈的编辑都知晓这个金科玉律,一般来说,名家在交稿时已经为自己的“孩子”起好名字,或典雅,或风趣,或朴实,或华丽,名字里寄托着作者所有的情怀和智慧,但或许,缺少市场这个最活跃的元素。这时,身为“孩子”保姆的编辑出场了。为给书稿取个既有文化内涵又叫得响亮的名字,编辑们往往皓首穷经、苦思冥想、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不夸张地说,有时甚至在睡梦中都在斟酌字词,坐卧行走,无不牵挂。如此酝酿琢磨,编辑们终于拟定出三五十个备选方案,结果有二:一、作者通情达理,从中挑选出一个较为合适的,双方皆大欢喜;二、作者将二三十个方案都推翻,坚持自己原来的又古老又土气又呆板的书名。屡次协商未果,别无选择,这时只能听作者的,毕竟这是他的“孩子”。编辑只好聊以自慰:对于名家来说,名气足够大,足够权威,有时个别书书名的影响反而小了些。

封面即是书的一张脸,怎么捯饬这张脸,让它既符合身份又引人注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们往往将大半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在全社会注重颜值、看脸的时代,更是如此。一般来讲,名家对自己选择的出版社、编辑充分信任,对书的封面便不再过多计较,可由有经验的编辑把关,何况还有专业设计师和各级领导层层审核。除少数性格特别强势的名家,封面必须听从他的安排,其他名家,只要一本书的封面不过于离谱,一般不会过多干涉封面的设计。如韩愈所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名家的风范,也是他的雍容和尊重。

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书稿内容、书名、封面等制作好,图书出版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名家的大力配合,这便是营销。名家之所以是名家,必定有他过人之处,他的圈内人脉,他的市场号召力,他的权威性,他的头脑,他的职位,他之前出版过的长销和畅销作品,都可以成为营销的强大资源,以此构成其庞大的营销网络。这一点,是其他一般作者无法比拟也无法企及的。编辑们往往到了这种时刻,才发出如梦初醒般的感叹:高山就是高山,深渊就是深渊,不服不行。

一路走来,名家出精品,书稿内容要磨,书名要磨,封面要磨,营销更要磨,处处都要磨,编辑可称作“容嬷嬷”无疑。个中辛苦,无从说起。

然而,容嬷嬷们的收获亦无法一语道清。在与名家打交道中,他们的学识、才气、气度、风范、智慧、经验,乃至于个人的独特魅力,都值得编辑学习。他们站在那里,仍是一座值得人们仰慕的高山;他们的作品摆在那里,仍是广大读者争相翻阅的深水;其人其书的市场号召力,亦如明星般熠熠发光,成为各类媒体追逐的焦点。

编辑对此也是心悦诚服的,但他的感受又不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想起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刚接触名家名稿时的喜悦与忐忑,想起打磨图书经历的辛苦与委屈,再瞅瞅眼前的名家和名品,耳边蓦然就响起青原惟信禅师的那句名言:“而今得个停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朋友胡适之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胡适先生因其学问好、名望高、人缘佳而成为风云人物,一时风头无两,颇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坛领袖气势,彼时的诸多文人以结识胡适、成为胡适的朋友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遂成他们的口头禅。社会上一些无缘认识胡适的文人,趁机亦用此语标榜自己,借此招摇撞骗。以至于鲁迅先生看不下去,他在1933年写的一篇文章《文摊秘诀十条》中说:“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辛辣地讽刺了文化圈那些趋炎附势、脸上贴金之人。

同为文化圈圈内人,编辑比起一般人有更多的机缘结识文化名人,与他们做书,并成为朋友的不在少数。真朋友,大多是英雄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不存在谁高攀谁俯就。但同时,对待名家,趋之若鹜、溜须拍马者有之;言听计从、唯其马首是瞻者有之;只在饭局上有过一面之缘,甚至名家只是自己朋友的朋友,从未谋面的,也自诩“某某是我朋友”者有之。实则,大可不必。一叶障目、头脑发热时,想想鲁迅的话,立马神清目明。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时,桓温是朝中首屈一指的权势人物,虽已位极人臣,但他有篡位谋逆之心,有一次他设宴招待礼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事先却在帷帐后埋伏好甲士。王、谢二人一同前去赴宴,桓温脸色阴沉地端坐在那里,王坦之看到后吓得两股颤颤,惊恐的状态越发明显地表现在脸上;谢安则不然,他神色不变,气度雍容,甚至在肃穆阴森的气氛中悠然朗诵起诗篇来。桓温被谢安的旷远气量镇住了,赶紧撤走了埋伏的甲士。王坦之和谢安原先的名望相等,经此一事,两人高下立判。

在出版圈,编辑和名家的声望相差甚远,地位也不对等。因其名望、资历、才华,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名家往往是众多编辑钦羡的对象,名家的书稿是众多出版社和编辑争夺的猎物,由此给某些名家造成一种错觉:编辑是求着他的,他可对之颐指气使。编辑呢,基于残酷的市场竞争现实和职业前途考虑,不知不觉中便对名家低下头、弯下腰,甚至是软下膝。实则,大可不必。畏之如虎、奴颜婢膝时,看看魏晋名士,你是王坦之,还是谢安?

每个人都是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判断是非,与人合作亦如此。但既然是合作,谁都不是宇宙中心,名社不是,名编不是,名家也不是。

编辑结识一位名家或者好多名家,无疑是件幸事,但也无需言必称“某某是我朋友”,不巴结,不张扬,当它只是平常事;名家威望大、作品好、资源广,相应地也就脾气大、性格傲、要求多,有时未免眼高于顶,编辑对此无需畏之如虎,保持平常心,尊重对方,人格平等,友好协商。

寻山问道

俗话说:觅仙求药,寻山问道。担任名家名作的责任编辑,想要从中学到神仙的智慧点石成金术,觅得用之四海而皆准的处世神丹妙药,恐怕很难,神仙、灵药本属无稽之谈,何况在知识更新迭代、认知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名家、一本名作包打天下、成为救世良方和普遍真理,已无可能。与名家合作,编辑们能做的,就是寻山问道,遇水求龙。

名家是高山,名作是深渊,做完一本名家书稿,编辑们首先获得收益的,当是从名作中汲取足够好足够多的养分,这些养分是寻常稿件无法供给,甚至是无法企及的。这是名家思想精华的凝结,也是书稿最闪耀动人之处。比如王蒙解读孔孟老庄、荀子等诸子百家的作品,睿智、老到、独特,循循善诱,娓娓道来,既提取了诸子百家的精要,又融入作者八十余年的人生体悟,于众多名家中,这是属于王蒙特有的独一份的关涉生命与成长智慧。王蒙的小说,则是另一番风采,其瀑布式语言滔滔不绝,汪洋恣肆,气势恢宏,自有其超越庸常的高度,值得编辑深度学习。同样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的新作《文学:八个关键词》则将自己60余年海量阅读心得和将近50年的写作经验和盘托出,提炼出的八个关键词,烛照文学,洞见人生。于读者和写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份解读文学的秘籍宝典,也是启发、点拨人生智慧之书。有幸担任这些优秀作品的责编们,第一时间阅读书稿,并对之反复翻看和琢磨,若为有心人,获益必定良多且无穷。深渊有龙,粗枝大叶、敷衍了事者,或许心不在焉,一无所获;心有灵犀、有备而来者,或可俯拾仰取,满载而归,不虚此行。

与名家做书,编辑们获取的岂止是书稿中丰赡、优质的营养?与名家交往,种种交锋,或许源自个人的见解不同,毕竟所处位置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就不同,编辑与作者只能求同存异。但在处事和处世上,名家大多具备旷达雅量和大家风范,比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迟子建,对于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并没有固执已见,居高临下地一棒子打死,也没有因为文章已经发表过,不允许后来的编辑做任何改动,而是逐字逐句与编辑协商,合理的,她接受;不太合理的,她也不会厉声指责其疏忽大意,而是温暖和煦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大家风范可见一斑。80后作家代表笛安,作品畅销且屡获大奖,其为人谦虚低调,良好的家庭教养令人印象深刻。陆游在教儿子写诗时曾说“功夫在诗外”,编辑在与名家交往时,着眼点也不仅仅放在诗(高质量、高水准的作品)上,更多的,还要汲取名家诗外的功夫,比如视野、境界、格局,比如高山位置,虚谷情怀。这些都是编辑辛苦所求的道。

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高山仰止,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举步维艰,再到“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泰然处之,青原惟信禅师曾问曰:“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答案见仁见智。工作即修行,编辑在与名家做书中,历经三重境界,终破我执,人生亦可进入宽阔大我之道路。自此修炼后,再次与名家合作,再次遇到人生困境,但愿“不畏浮云遮望眼”。

与名家做书,不为觅仙求药,只为寻山问道;不为贪心到赚得盆满钵满,只要有所得,从名作中得,从名家身上得,取我所取,得我所得,用我所用,即不虚此行,人间值得,做书更值得。

与名家做书,不是为了有资格说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而骄傲,一辈子都挂在嘴边;不是在名家星光灿烂的光环下自惭形秽,乃至点头哈腰,听之任之。编辑和名家互为贵人,各施所能,互相助力,有时甚至未曾谋面,双方神交良久,恰似老友。所谓君子之交也。

王徽之乃魏晋名士,他雪夜访戴。戴即戴逵,是东晋的另一位名士,终生隐居而不肯出仕,有清高之名。有一次戴逵从会稽郡到京都建康,太傅谢安去看望他,彼时名士间注重清谈玄学。谢安原本对戴逵抱有偏见,轻视他,等到见面,只和戴逵谈论抚琴技艺和书法。戴逵非但没有受辱的、不乐意的表情,谈起琴法、书法来反而愈加高妙。谢安这才深深发觉戴逵具有超凡脱俗的气度。(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篇》)

身为知识分子,出版圈的名家和编辑大多追慕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风度。双方合作做书,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种任诞是魏晋风度;也可旷远宽宏、悠然雍容,这种雅量亦是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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