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上市一年多就国际畅销，这本书的海外输出之路能复制吗？
文｜赵 暄
《我在北京送快递》无疑是近两年国内最受瞩目的图书之一，自去年3月由浦睿文化出版至今，累计销量已超16万册。它将普通人的个人回忆录、基层劳动者的纪实写作这一非虚构作品类型推到了更多的读者面前。2024年，这本书的国际版权输出再一次取得亮眼的成就，自4月伦敦书展售出英国、荷兰、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地区的版权之后，其版权输出的版图又拓展到了罗马尼亚、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
从早期莫言、余华等纯文学作家作品在海外被陆续出版，姜戎《狼图腾》、麦家《解密》、刘慈欣《三体》等小说被欧美主流出版社翻译推出，到近几年来，网络文学与漫画作品成功出海，获得海外年轻大众读者的追捧，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讨论和关注，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尤为蓬勃。但由于语言与文化背景差异等诸多原因，我国版权输出作品在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数量、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仍不足，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在此背景之下，《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样一本并非文学大家之作，又未获得国际奖项，也并未如网文漫画一般在英语社交媒体引发特定群体关注的作品，一本中国普通劳动者创作的个人生活与工作经验的纪实作品，为什么会获得众多国际出版人的关注呢？为此，笔者专访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的全球版权代理人、群星出版社（Astra House）的资深编辑、国际资深出版人白丽雅（Patrizia van Daalen）。群星出版社购得了《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全球版权，并由2Seas Agency联合代理。
机缘巧合的相遇+水到渠成的合作
《出版人》：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翻译版权销售情况，以及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白丽雅：群星出版社是新经典文化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我帮群星出版社接洽购买了《我在北京送快递》除中国以外的全球版权。在今年的伦敦书展上，英国、荷兰、德国和西班牙抢先报价，购得了版权。随后很快，又有罗马尼亚、法国（加拿大法语区也单独提出了报价）、意大利、芬兰、巴西、波兰、韩国、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了报价。目前来自越南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编辑也在阅读和评估中，有望售出版权到这些地区，期待促成合作。
《出版人》：您是如何发现这本书的？又如何成功代理了它的全球版权？
白丽雅：我最早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读到了这本书的相关信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以及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我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机缘巧合，去年法兰克福书展结束之后，我回了一趟中国，刚好在书店见到了这本书，于是买了一本，在回欧洲的飞机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也将它分享给了我在群星出版社的同事，最终我们决定尝试获取这本书的全球版权代理权。
我在中国出版行业已经工作了20余年，出版界的朋友很快帮我通过微信联系到了浦睿文化这本书的编辑，幸运的是，我们被告知这本书的海外版权都未售出，于是后面的谈判就水到渠成了。原则上，群星出版社在签约新作家、新作品时，会尽可能获得全球全语种版权，因为我们拥有非常稳固且成熟的国际出版和发行网络，会竭尽所能扩大我们所签约作者的国际影响力。
本土化的故事+全球化的表达
《出版人》：最初是什么吸引了您的注意？为何认为它能引起国际读者的共鸣？与来自中国的其他非虚构作品或小说作品相比，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白丽雅：首先戳中我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简单明了，却很聪明。当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本书的信息，并了解到它所取得的成功时，就感到非常好奇。我决定回北京后要买一本来读。
阅读这本书时我感觉就像在听作者说话，听一个人不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我认为中国以外的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原因：作家的故事本身非常本土化，但其真挚的感受与表达又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在群星出版社，我们出版过申赋渔的《匠人》、李娟的《冬牧场》，以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这些书都和《我在北京送快递》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虽然各自讲述了非常独特的故事，但都是无比坦诚真挚的表达，是真实的声音。这也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寻找的作品的关键要素：本土化的故事，全球化的表达。
《出版人》：您是如何向全球出版商推荐这本书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反馈，以及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吗？
白丽雅：我们把它定位为对中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管中窥豹，零工经济体系下的工作经历，以及来自边缘或基层社会的声音，我们消费的一切都是由边缘或基层劳动群体生产和交付的，但没有人在观察或聆听他们，或者说主流视野的关注远远不够。我们把它的定位类比为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Nickel and Dimed : Undercover in Low-wage USA），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其他一些国际畅销书对推荐这本书也有所帮助，比如村田沙耶香的《人间便利店》或小山田浩子的《工厂》。诚然，它们的类型与内容并不相似，或说迥异，但人们对这一类边缘或基层社会，以及处于边缘或基层社会中的年轻人的话题总是很好奇。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都抢先报价获得版权，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版权竞拍。在我看来，很多国家的读者和大众都有一样的感受，虽然他们一直在媒体上读到有关中国的消息，但他们其实对中国一无所知。这本书表达的真实与坦诚，以及它叙事简单、平实且质朴的特点，对许多编辑来说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出版人》：能否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在出版、宣传和销售等方面是否存在任何困难或可预见的挑战？
白丽雅：这本书将成为2025年群星出版社秋季书目的重点新书，根据合约约定，其他各语种的图书都会在这个时间之后出版。我们预计翻译工作将在今年夏末完成，这样我们就有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同时有充足的时间宣传预热，以便获得来自承销商和媒体的更多关注。
但我认为翻译会非常困难，因为简单平实的中文翻译成英语后会听起来非常平淡，尤其是当中文语言中的幽默感无法被准确翻译的时候。
《出版人》：能否分享一些将中国图书推荐给全球读者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您认为哪些类型的书籍对西方读者更有吸引力呢？
白丽雅：这真是一个价值百万的问题！不得不说，目前看来，将中国故事推向国际仍然非常困难……语言和翻译的难度、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差异、国际上不够通畅的交流联络等等，都横亘其间。
然而，世界也始终在关注和寻找来自中国的优秀作品，我们也都要继续努力，联结沟通。我认为现阶段，在漫画、图像小说、儿童读物方面，存在巨大的机会和市场潜力。纯文学小说可能永远是最难的，因为它市场空间有限，也有一定的阅读门槛；而非虚构类作品也不容易，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几乎是个例外，因为它虽属非虚构类别，但叙事性和散文性很强，是西方读者非常熟悉的个人回忆录（memoir）风格。
《出版人》： 继这本书取得成功之后，更多类似的图书在中国出版，比如《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等。您会继续关注普通人书写的关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的非虚构类书籍吗？为什么？
白丽雅：是的，似乎真的有这个趋势！但在群星出版社，我们希望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深耕每一本书和每一个作家，所以我们应该不会去跟进购买更多同类题材的作品。
我希望我们能慢慢构建起胡安焉的海外读者群，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培养一位作家比试图出版更多同类型题材的书更重要。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中国非虚构作品版权输出至海外主流出版市场的成功案例，也许后续同类别、同题材的作品很难复制其海外成绩，但从白丽雅讲述的本书的版权贸易之路中能够看出：坚持本土化的内容与叙事，世界各国读者都期望读到不同的故事；选择国际化的表达，真实的声音，真挚的讲述，对生存现状的思考在各国读者中都是共通的；对外推荐的过程中，巧妙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早已备受关注或畅销的同类作品，似乎是打动国际出版人、继而走向全球读者的敲门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