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本文以回望百年中国考古发展为线索，梳理考古出版物从学术走向大众的历程。
文｜王 晴
2021年适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21世纪以来，随着各类纪录片、综艺节目的播出，考古学从一门“冷门”的学科逐渐成为“显学”。各类关于考古图书的研究也开始丰富。如秦艳兰在《浅析考古类图书的出版和选题策划》一文中，将考古类图书分为学术研究型、科普型、文学型和译著几类。如戎静侃在《考古科普著作类型研究——分类、动因与受众》一文中提出了“研究型—知识型—文学型”的考古科普著作分类模型。但现有的各类研究都没有结合中国考古学发展史分析考古出版物从学术走向大众化的历程。本文试图梳理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及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回顾考古出版物萌芽并从典型的学术读物走向大众化的历程。
现代考古学与早期出版物
“考古”二字最早见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这里的“考古”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而是中国本土的金石学，研究的主要是青铜器、碑刻上的文字和纹饰。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通过研究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还原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探索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原因和规律的学科。
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在中国进行的考古调查以及中国学者主动到海外求学，使得西方的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技术逐渐传入中国。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萌芽。1926年，李济主持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的殷墟，则是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遗迹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见证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也使得中国早期的考古出版物围绕着殷墟考古萌芽。1929年，从哈佛大学人类学毕业回国的李济先生主持历史语言所的考古工作，开始正规考古发掘殷墟并创办《安阳发掘报告》，这是国内早期的考古学刊物。
1933年，梁思永发表了《小屯、龙山与仰韶》，提出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这部作品至今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探索商文化的源头，李济先生的学生吴金鼎于1930—1931年发掘了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命名了龙山文化，并于1934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
抗战全面爆发后，虽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但调查和研究仍在进行。如1948年出版了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该报告的重要性不亚于梁思永的《城子崖》，独创了一套不同于《城子崖》的报告编写体例。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至1949年，中国早期的考古出版物主要有研究专著、学术刊物和考古报告等几类。这一阶段中国现代考古学处于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考古出版物主要服务于行业内部的专业研究者，以考古报告为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体例。
学术出版蓬勃发展与大众出版物萌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时代标志。从1949年起至20世纪末，是中国考古学逐步发展、走向繁荣的时期。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辉县发掘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伴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专业教材开始编写。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各类考古报告与研究著作丰富，期刊创办繁荣。同时各类工具书也集中出现；随着西方公共考古学概念的传入，面向大众的出版物也开始在这一阶段萌芽。
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学基础》，由夏鼐、裴文中等多人执笔，这是供考古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的教材。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组织撰写了《中国考古学》教材的征求意见本，共4册，分别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和《汉唐宋元考古》，是较早的成体系教材，后来的很多教材也都是按年代为序编写的。早期的教材主要服务于日常的考古工作，提供规范性的指引和理论指导。
1957年文物出版社成立，与科学出版社一起承担中国田野考古的出版任务。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宿白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白沙宋墓》，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之作。1972—1978年重大考古发现频频问世，出版了大量的发掘报告，继而出版了相关研究专著。如1972年湖南长沙发现的马王堆汉墓，197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考古报告；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报告。在此基础上，各类研究成果也陆续发布，如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汉墓研究》。
与出版的图书相比，报刊杂志所发表的文献更为丰富，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中国的考古学术期刊最早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1949年以后愈加繁盛。如1950年创办的《文物》杂志，1980年《江汉考古》《考古与文物》，1982年《人类学学报》，1984年《四川文物》、1987年《华夏考古》，1989年《文物季刊》《南方文物》，1992年《考古学研究》，等等。
除图书和报刊杂志外，工具书编写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考古学工具书大致可分为综合性辞典、百科全书类、专题工具书、文献目录、考古学年鉴等。考古学工具书的编写反映了考古工作深化对工具书的迫切需求，同时也反映了该时期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已经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文献材料。为了具体说明，本文选取“文献目录”为例。
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截至目前共出版了4本。分别是1978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1991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1998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71-1982》，《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83-1990》则在2001年出版。
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出版的目录，一般为地方文物部门或考古工作队为方便工作编写的，大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也颇具时代特色。如1982年广东省博物馆资料室编《广东文物考古资料目录（1939-1981）》，等等。
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丰富，公众考古也开始在中国萌芽。公众考古的理念最早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期的公众考古就是公众考古教育，主要解决包括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考古教育在内的文化资源管理问题。随着西方公众考古理念传入中国，公众考古日益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1990年开始，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每评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中国公众考古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大众对考古新发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涌现了一些面向大众的读物，如《中国考古大发现》（1999）等。
进入21世纪后，迎来了中国考古科普的黄金时代。更多的科技手段被用于考古学研究，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在此基础上，面向公众的考古出版物迅速增长，类型也愈加多元，各类高新科技，如VR技术等也被应用到考古科普领域。1921—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回望这一百年，伴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成果愈加丰硕，考古出版物也逐渐从专业出版物走向大众。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也将拓展出更多考古出版物的形式，真正让沉睡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