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在信息获取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一家出版社如何才能不被时代抛弃，持续成为“被需要”的存在？
记者｜李星星
2025年，海豚出版社(以下简称“海豚社”)给自己确定的年度展望汉字是“干”。2026年初，海豚社确定的年度展望汉字是“跃”。
在年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海豚社举办了一场发布会，以 “四十而跃 融合无界”为主题，集中发布了出版社在数字化和融合创新方面的思考、产品和规划。在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上，这更像是一场誓师大会。这家以“外宣”起家、如今深耕少儿出版领域的出版社，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决心来一场深刻的“跃”革命：要从一家以纸书出版为主的传统出版社，转型为一家适应新技术发展、站在时代潮头的知识服务机构。
这场变革的决心与路径，在《出版人》杂志对海豚出版社社长王磊的专访中得到了清晰的勾勒。当整个出版行业都在谈论数字化、融合创新，却又陷入同质化内卷时，海豚社正试图用一套系统性的思考与扎实的实践，回答一个关乎未来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获取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一家出版社如何才能不被时代抛弃，持续成为“被需要”的存在？
这是一次顺势而为的战略转身
这次转型显然不是一次突发奇想。
在过去的40年里，从1986年建社之初承担对外传播任务，以多语种图画书（当时尚不称“绘本”）打开国际视野，到后来立足国内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轮驱动的格局，在王磊看来，海豚社的每一次重要转变都是水到渠成的顺势而为，而非来回地“翻烧饼”。
这一次的“融合无界”转型，其背后推动力，已远超单一的市场或政策因素，而是一场由技术革命引发的、席卷全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数字智能技术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在国家层面的“十五五”战略规划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稿中，“融合”一词被反复提及，“纸质图书行业同样无法置身事外”。
早在2020年前后，海豚社便已开始深入思考纸质图书的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纸质图书一定会发生变化。”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介的兴起，不仅改变了营销方式，更深刻地重塑了用户的阅读习惯与信息接收模式。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总量在爆炸式增长，但承载这些需求的载体，正从“石头、竹简、布帛、纸张”加速流向“硅芯片”。
2024年，海豚社以“回声”为名，一口气成立了三个工作室——“回声·中国恐龙工作室”“回声·林乐工作室”和“回声·邹媛工作室”，以更机动、更灵活的方式探索新的出版路径。其中，中国恐龙工作室以恐龙及古生物、考古及衍生领域为主题，致力于集图书出版、文创产品开发及销售、课程策划、主题空间运营、版权贸易、数字化创新于一体的复合式文化创意产业。林乐工作室以向国外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为使命。邹媛工作室以策划出版优秀原创绘本、开发励志原创IP、提供优质社会服务为主要业务。
因此，海豚社的融合转型，不是权宜之计，更非盲目跟风，而是在顺应宏观趋势后做出的必然选择。它源于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当信息的获取不再依赖传统媒体，当用户的需求场景全面迁移至线上乃至虚实结合的空间，出版社若固守纸书阵地，将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这场转型的目标，是让海豚社的基因里真正融入“融合”的自觉，从而在新的生态位中重建与受众之间强韧而持久的链接。
这是一场组织到产业链的深层变革
就在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海豚社刚刚组织完一场社内的“打标签”考试。考试要求编辑超越对图书内容的事实性描述，转而从文本中系统性地提炼出更深层次的信息维度，包括历史背景、社会思潮、批判性思维要点，以及与当代青少年日常生活和价值观相关的链接点，为数字内容添加元数据标签。这次考试甚至都没有过多动员，参加考试的一共15位编辑，是因为“考试的会议室只能坐下15个人”。用王磊的话说，在融合创新发展这件事情上，大家已经从被动变成了自发，又从自发变成了自觉。
2025年，海豚社的数字融合出版业务营收与利润均达到了新高,但其中绝非简单地给图书贴上二维码，或是开发几本电子书、有声书。它意味着对出版社内部组织架构、工作流程、人才结构乃至外部产业链角色的全面重构。如果不能从上到下形成整体的认知与协同一致，最后就可能是“一地鸡毛”。
融合自然不能是某个部门的“独角戏”。海豚社没有选择成立一个与传统纸书出版割裂的“数字新军”，而是强调“全业态、全流程、全部门、全员工”的融合。承担更多数字化工作的数字出版部只有两个人，他们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海豚社这艘船的“瞭望手”，负责洞察技术前沿、分析发展趋势，并将信号传递给各个业务单元，而非大包大揽所有数字业务。其核心价值在于其前瞻性和信息枢纽作用，确保整个组织能够敏锐感知外部环境变化，并做出快速、统一的战略响应，从而避免各自为战或方向迷失。这意味着融合的责任和机会是全社共享的，从源头上避免了“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之间的资源争夺和利益对立。
真正的融合发生在每一位编辑的日常工作中。例如与数传集团合作的“现代纸书”项目，其数字内容的制作、审核与发布，是由各编辑部的编辑直接参与完成的。这打破了传统出版“编印发”的线性链条，要求编辑不仅要懂内容，还要具备一定的数字产品思维。前面提到的“打标签”考试，让更多的编辑参与学习，本质上并不是让大家真的去打标签，而是要通过这一过程帮助编辑构建一幅立体的“思维导图”。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编辑对内容的理解和加工能力，也为出版社未来构建自有高质量语料库、开发智能陪伴服务等融合创新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内容基础。这种深度的内容加工能力，正是AI时代下人类编辑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确保了一线业务部门能直接从融合项目中获益，其工作成果与个人、团队绩效紧密挂钩，从而形成了内在的激励机制。
在新的融合产业链中，出版社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出版社是内容生产的绝对主导者；如今，它更像是一个优质内容的提供者、整合者与连接器。王磊认为，出版社的核心优势始终在于“内容”——即深度的内容策划、编辑加工与文化阐释能力，但必须主动突破传统边界，学会与技术公司、文旅机构、教育平台等不同业态的优势资源进行“勾连”。
海豚社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社里开发的“中小学生科学实验模拟信息平台”，精准对接了青少年的科普需求，并成功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5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重点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海豚社贡献的是对青少年科普需求的精准把握和高质量的内容策划，而第三方技术公司则提供平台开发与交互技术支持。
在与全球知名科学艺术机构PNSO的合作过程中，海豚社利用其出版专业能力，将PNSO的科学复原成果转化为图书，并反向推动高精度模型等文创产品的开发，同时利用自身在渠道建设上的优势，形成了一条从“内容”到“实体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这一“图书+模型”的联动策略，成功地打通了从知识内容到实体消费的全链条，形成了一条极具竞争力的IP衍生产业链。此外，海豚社正在探索源于对特定人群（老年群体）真实需求的构想。利用出版社在内容创作、编辑和出版方面的专业能力，为这些有记录人生故事、留存家族记忆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定制化的出版服务。传统出版社的选题思维是从上至下的单向逻辑，这次海豚社瞄准的，是从终端用户的真实生活需求出发，不再是单向输出内容，而是作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嵌入服务生态中，为用户提供深度、个性化的文化增值服务。
海豚社的融合链条不仅串联起国内的多态业务，还延展到了海外市场。海豚社国际合作事业部在出版多语种图书、开展版权输出等工作之外，还在全球各地策划并举办各类主题活动，依托数字技术在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进行有效的传播与营销，获得了良好的反馈。2026年，海豚社还启动了在海外拍摄纪录片的项目。国际合作事业部总经理董莹说：“我们致力于让世界听见海豚的回声。”
要打造一个有温度的文化生态
如果说技术和组织是融合的骨架，那么内容IP与用户体验则是其血肉与灵魂。海豚社的融合创新并非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围绕核心IP，构建一个有温度、可生长、能共鸣的文化生态。在传统的出版链条里，出版社是这个链条前端内容的发起者；而在海豚社构想的新链条里，出版社将是一个内容的提供者；原来出版社可能是一条线条走到头，以后则是要以内容为核心画一个圆，并以这个圆360度辐射和扩散开去。
在今年的发布会上，海豚社揭牌成立了“二十四节气自然学院”。这个源自畅销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的IP，通过全链路开发，已被拓展为一个涵盖多个维度的立体化矩阵，成为海豚社融合创新的最佳范本。
在文化传播与产业转化层面，项目展现出全球化视野与在地化深耕并重的战略格局。目前，“二十四节气”系列已实现包括英、俄、阿等8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并与中国气象局携手策划《二十四节气区域国别研究丛书》，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支撑精准的国际传播，逐步构建具有文化认同感的“节气文化圈”。在国内，项目深入城市肌理，推出《一座城的二十四节气·苏州》等地方特色研学绘本，积极参与地方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项目，让节气文化从典籍走向街巷，成为可游、可感、可体验的城市记忆。
“二十四节气自然学院”执行院长王然介绍，该项目积极构建系统化教育体系，提供涵盖基础课程、进阶研习、师资培训及实地研学的全链条教育服务，使原本抽象的时间智慧转化为可教、可学、可实践的教育产品，有效打通了传统文化从知识传播到生活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围绕“二十四节气神”等原创IP，项目开发了非遗主题展览、物候创意字体、系列文创周边，并同步布局科普短视频、动画短片、互动小程序等数字内容，通过“IP+内容+新消费场景”的整合策略，成功探索出一条文化价值与市场活力双向赋能的数智化发展路径。此外，项目还推出了节气主题的歌曲绘本，更特别邀请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担任艺术指导，精心录制手语版内容，将节气之美以无障碍方式传递给听障群体，充分体现了对特殊人群的深切关怀与文化表达的多元共融理念。
从“阅读”到“体验”的升华，是海豚社构建文化生态的另一条主线。
为此，海豚社专门成立了社会活动部，以街道社区为节点，通过高频次的沉浸式活动，将阅读嵌入亲子成长的刚需场景。无论是“海豚少年行”主题研学，还是将优质出版物改编为舞台剧的“Dolphin戏剧工坊”，抑或打造“西游中秋”等节庆IP的游园会，其目的都是将静态的图书文本，转化为动态、可互动、可参与的生活体验。这种“体验系统”极大地增强了用户黏性，形成了“公域—私域—付费体验—海豚会员”的正向循环，单场活动转化率最高达16%，会员复购率更是超过95%。正如海豚社社会活动部主任耿静在发布会上强调的，除了图书，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有温度、可生长、能共鸣的文化生态”。
与此同时，海豚社敏锐地捕捉到“博物馆热”背后的文化消费需求，于近年正式组建了文博事业部。海豚社依托在内容策划与国际传播上的深厚积淀，与多家文博机构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如海豚社的“明十三陵公众考古传播项目”，从明十三陵主题科普出版物出发，推出了明文化主题文创背包、遮阳帽、头巾，推出“明潮in City”创意展览，让观众在展览现场体验MR。同时，“大明北京”青少年公益研学活动、“科学的考古学”跨学科研讨沙龙、“考古第一课”主题科普公众讲座等活动，则彻底打破原来图书内容的壁垒，破圈进入新的传播赛道。文博事业部的设立，标志着海豚社将自身定位从“文化传播者”进一步升维为“文化体验的设计者与运营者”。
此外，海豚社还参与了青海省祁连县文旅推广项目、呼伦贝尔盟文旅推广项目，以及广东省江门市历史街区研学基地改造项目。文博事业部总经理韦玮在发布会上表示，这一整套文旅品牌深度共建方案，核心正在于深度绑定文化母体，形成“内容梳理+产品开发+体验设计+活动运营+品牌传播”的全链路、高渗透、广传播的高效开发路径。
要成为一个“持续被需要”的生命体
面对行业的普遍焦虑与内卷，海豚社展现出一种难得的定力与智慧。
最初，出版社对文创等新业务采取了“野蛮生长”的策略，鼓励各个部门都去尝试和探索，以此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种“愿意让编辑和员工试错”的做法，是为了激发内部的创新活力。只有先让大家放手去做、不怕犯错，才能真正跑通模式、找到方向。
在新业务开展过程中，海豚社始终强调“小步快跑”和“长期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体现在对文创热潮的冷静处理上：当整个行业都被市场裹挟着疯狂内卷，在商业化上大步前进却无法脱颖而出形成竞争力时，全社又主动踩下刹车，要求暂停并回归市场与渠道，思考产品的真正落地与可持续性，以避免陷入同质化、低端化的陷阱。“现在500多家出版社，大部分都在做文创，但最后赛马跑出来的可能只有六家、六十家。”这种“允许试错、鼓励创新”的宽松环境，实质上是一种资源倾斜——将探索的主动权和初期的资源（如时间、试错空间）下放给一线团队，让他们在实践中找到方向并建立信心。这更是一种对于管理节奏的有效调节：既给予充分的试错空间以激发潜能，又在关键节点及时介入，确保创新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同时，海豚社秉持着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在一个高度分工又高度聚集的时代，任何一家机构都无法独自包揽全产业链，与其“所有事情自己都去干”，不如“把自己做成一个平台”，邀请更多伙伴一起分蛋糕、做大蛋糕。无论是与独立书店、博物馆合作快闪店，还是在年货节中转变为平台组织者，海豚社都在尝试构建一个多赢的生态网络。
与行业上下纠结“主业保不住”的论调不同的是，王磊对此并不悲观。“对我们编辑来说，主业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依然依赖自己的优势在发展，只不过是载体发生了变化而已。包括文创产品，其实也是换了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构建了和受众的链接。当一件文创打动了受众的内心，并形成购买，根本原因是满足了一种情绪价值，这不就和阅读的本质是一样的吗？阅读打动读者的那部分，也是他的生活。”
当被问到自己“心中理想的海豚社”时，王磊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他说，希望办公区永远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它可能来自一场沉浸式的图书阅读会、一次充满探索精神的研学营、一场由小读者主演的戏剧排练，或是未来某种尚未诞生的全新互动体验。
海豚社已经超越了传统出版商的角色，进化为一个以用户（尤其是青少年及其家庭）为中心、有温度的文化生态构建者。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美好童年记忆的创造者、成长旅程的陪伴者，更是“持久被需要”的生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