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古籍出版人的工作，日常不以年计，回首却以年累计。
2025年10月， “新时代万有文库”直播活动举行。镜头前，徐桂秋作为该书项目负责人，与读者分享这套书背后的故事。这位投身古籍出版近30年的出版人，在当初进入辽海出版社（以下简称“辽海社”）时，也没有想到多年后自己会在直播间里和读者见面。
对一个地方古籍社而言，这是转型的跨步，也是徐桂秋古籍出版生涯的注脚。未踏足出版行业时，他就将中华文明看作“一部部传世之作凝结而成的、连绵不绝的生命之流”，这种认知，让他在真正进入出版行业之后，始终怀着对“活”的文明传承的责任感。
如今多年过去，徐桂秋已然从普通编辑成长为辽海社的副总编辑、首席编辑，并于2025年获评“全国宣传系统先进个人”，2026年荣获“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然而面对采访，他不愿铺陈自己多年来的实绩——策划申报的项目多次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和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重要奖项30余项——反而关切一个个项目进度、古籍人才培养、行业发展等一线问题。
他常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结缘：古籍不是故纸堆
这份对事业的信念，以及与古籍的不解之缘，源于徐桂秋30年前的选择。
因热爱古典文学，徐桂秋从中文专业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杭州大学古代文学硕士。三年读书时光里，他几乎终日与典籍为伴，埋首于经史子集、校勘考据之间。在他眼里，古籍整理的工作，相当于为文化长河疏通河道、清理淤塞，确保其永葆生机。
就读研究生期间，导师的启蒙及兼职校对的经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当导师朱宏达将著名郦学研究专家陈桥驿教授所著的《水经注校释》书稿交由徐桂秋校对时，起初他只当作一项学业任务，但在导师的带领下，他切身体会到一部学术著作从手稿到可供学界广泛使用、准确可靠的出版物中间，需要编辑付出怎样细致、专业甚至近乎“苛刻”的努力。
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编辑工作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而是一项具有独立学术价值和重大文化意义的创造性劳动。“这段宝贵的经历，在我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将个人对典籍的热爱，转化为一种让更多典籍得以高质量面世的职业追求。”徐桂秋说。
实干：地方古籍社要走特色化、专业化之路
1998年，徐桂秋硕士毕业进入辽海社。从兼职校对到成为出版社的编辑，“桥梁”二字对他来说不再仅是理念，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具体实践。
刚入社时，地方古籍社的处境让他陷入思考。比起国家级大社，辽海社资源有限，如果追求“大而全”，注定没有出路。他对地方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有着朴素而清晰的期待。“我始终认为，地方古籍社不必追求大而全，关键要走特色化、专业化之路。”“辽宁作为清代八旗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东北流人文化的集中承载地，留存大量珍稀文献，但长期散藏海内外，整理不足、研究薄弱。这既是文化遗憾，也是地方社的独特优势。”徐桂秋回忆当时的判断，“把这两大领域做深做透，既能填补全国学术空白，又能形成别人无法复制的地域出版品牌。”
为了守住真正值得留存的文献，他和团队经常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最常见的是与作者在学术规范上的分歧。面对浩繁文献与学术争议，要坚持版本优先、尊重学术共识、严守整理规范、立足长远传世。“我的判断原则其实很清晰，就是坚持公允的、学界通行的专业标准。”徐桂秋说。更深刻的是与市场趋势在选题和呈现上的分歧。在与市场追求“短平快”的趋势相背离时，辽海社选择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看似冷僻的原始文献。对此，徐桂秋的解释很真挚：“把学术品质和文化传承放在首位，用一部部经得起检验的古籍整理精品图书，筑牢社里的专业根基，也为地方文化留下实在成果。”
如此耕耘十余年，换来的是丰硕的收获。辽海社先后推出130余册、8000余万字的八旗文献、东北流人文献整理成果，9个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1000余万元，多次在国家级出版工程立项、国家级奖项评选中实现突破，成为有一定影响力、有辨识度的品牌。
但是，当下传统出版触达读者的方式已经发生颠覆，流量浪潮是辽海社乃至其他古籍社无法回避的问题，怎么选择很重要。徐桂秋没有拒绝变化。目前，辽海社与中华书局旗下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籍合网上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200万字；社里的经典古籍被搬上微信读书、番茄、掌阅等平台，短视频、直播成为辽海社新的传播形式；推出“辽海稚娃”IP系列及日历礼盒、纪念章、手账本等品类，推动典籍IP化。“如何让优质内容更好地被市场接受，我们也在积极寻求创新。”徐桂秋告诉《出版人》。
传灯：让事业永远存在
技术与内容传播方式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徐桂秋对出版本质的理解。他把《左传》中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内化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从业座右铭。
在他看来，古籍出版人要“立德”——守底线、存敬畏、讲操守。“我始终要求团队和自己，校书如扫落叶，一字必求其真，一句必求其准，把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当作职业品德。”徐桂秋深耕地域文化，牵头打造八旗文献、东北流人文献两大产品线，推动多项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落地，推出“新时代万有文库”，参与谋划“辽宁文库”，用实打实的成绩实现了自己“立功”的从业期许。在此基础上，古籍出版人更要追求“立言”，为经典留存可靠文本，也为当代赋予恰当解读。他认为，古籍整理不只是把旧文字重新印刷，更要择善本、精校勘、做定本，让湮没的“古人之言”得以传世，将流失海外的古籍珍本“化身千百”，用时代阐释形成“今人之言”。
秉持这样的准则，徐桂秋格外看重古籍人才的接续。“要解决这个系统性问题，不能仅靠出版社一方的自救。”徐桂秋表示，国家的资助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籍社“有钱做事”的问题，他期待未来有更具“精准滴灌”的导向性。例如在项目评审中，加大对人才梯队建设、青年编辑培养的考核；相关部门设立针对青年古籍编辑的专项研究基金或出版资助项目，鼓励他们在项目中成长，以成果论英雄，甚至可以探索与职称评定体系更灵活的衔接，让古籍编辑的“慢工出细活”能得到更科学的评价。
政策层面的引导之外，“学用结合”同样是培养古籍人才的关键。为此，辽海社与辽宁大学文学院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在研究生联合培养、学生实习实践方面开展尝试。
而在辽海社内部，年轻编辑从不做旁观者。“让他们在重大项目中‘扛担子’，在‘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快速成长。”徐桂秋解释，辽海社早已形成一套“项目引领、实践育才”的具体培养模式。“我始终相信，只要一代接一代把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传下去，古籍出版事业就不会断档，中华文脉就能生生不息。”徐桂秋感慨道。
回顾近30年的出版生涯，徐桂秋感到欣慰与心安。多年坚守，他看重的不是某一部获奖图书，也非某一个重大项目，而是对过程的格外珍视。一批能传之后世的典籍精品，一支堪当重任的专业队伍，一种“敬畏文化、精益求精、甘于寂寞”的出版精神，这三件事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事业。
支撑一个古籍编辑甘坐“冷板凳”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功绩，而是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徐桂秋坦言：“我自认天分不高，但孜孜不倦；工作成绩不多，但好之乐之。”他对文化传承的价值坚信不疑，即使做的工作在当下或许激不起浪花，经济效益也有限，但他追求“永远存在”的价值。
“我只是做了一名古籍出版者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徐桂秋说。他愿接过前人未竟的事业，竭尽全力跑好他这一程，稳稳地将其交给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