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 进
在熟悉的朋友中，祝勇旺盛的创作力和惊人的作品量着实让人叹为观止。从虚构到非虚构，一本接着一本，我关于故宫的理解和想象，几乎都来自他的作品。有时读了他对故宫的书写，包括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国宝》后，我颇多感触，却不敢下笔，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作为“象征资本”的故宫如此博大精深，非普通人所能置喙。最近收到祝勇新著《从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图文典藏版），我读得兴味盎然。在这本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著作中，作者走到台前夫子自道，从垂髫学记的故园旧事开始娓娓铺展，一路行至半生辗转的文化苦旅，尤其是与故宫结缘的种种感闻，或俯仰于个人命途的微澜，或吞吐于家国历史的浩荡，如凿山开道，又似行云流水，在文字的湍湍流淌中蜿蜒攀缘，既见天地众生，亦见自我心境。
作为同龄人，辑一《文字如河流》和辑二《搞文学这条路》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一个小镇少年，我跟祝勇经历了极为相似的青少年时代。书中所写的游戏、小人书、广播、阅读，那些场景于我而言实在太熟悉了。那时我每天中午着迷于收听长篇小说的连播，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听得人热血沸腾，也从此打开了文学的世界，更不用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追读的那些外国文学名著和新知文库。文学就像一扇被忽然推开的窗，窗外是从未企及的辽阔风光。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论述：“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在对周围外部事物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或许对那时的我们而言，恰恰是在外部世界相对贫瘠、物资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一种近乎“无视外部”的孤独姿态沉入阅读，才在文字中发现了如此广袤的天地。因此，《从故宫到故宫》对文学史的信手拈来，对古今中外名著的旁征博引，一方面是“阅读史”式厚重的书写，另一方面又能从旁逸出，妙趣横生，令人叫绝。我以为，这些丰赡的学养与洞见皆得益于祝勇早年那些未视作文学训练的饱读，或曰近乎“前训练”状态下的自由吸纳。正是这份未被规训的、散漫而炽热的阅读经验，为他日后的故宫书写储备了丰沛鲜活的精神资源。
面对现在的数字化浪潮，有时我很庆幸自己成长于一个纸媒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同带有油墨味的报纸和被翻到卷边的二手书“厮混”。在那个时代，书不是随手可得的，要去图书馆借，要在深夜的被窝里打着手电迅速读完。这种辗转的过程似乎反过来点燃了阅读的热情，彼时人们对文字的饥渴与珍惜，是今天动动手指就能获取一切信息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饥渴塑造了祝勇此后做故宫文化考古的博思与坚毅。他在自序《记忆来找我》中写道，到了这个年龄，回忆会经常找上门来，“其实不是我在回忆，而是记忆在找我，那些经历过的岁月，或零零散散，或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眼前”。读这本书时，记忆碎片也成群结队地向我涌来，汇聚成同时代人的文化经验，借用他自己在书中描述书写者目光的话来说，就是“穿透物，见历史，见文化，见精神”。
评论这部30余万字的大书是困难的，文采飞扬的文史知识如繁花过眼，已令人目不暇接，更有作者的回忆录、阅读史、写作史、交往史、文化评论等多个主题在书中彼此渗透缠绕、互为印证。在这些文本中，祝勇没有试图旁观，而任由“我”鲜明地显现于所有叙述中，那个在沈阳故宫台阶上奔跑的男孩，那个在20世纪80年代彻夜读书的少年，那个穿越藏地与海外寻找文化故乡的写作者，全都携带着各自的生命经验走进故宫的朱红宫墙之内。他用自己半生的精神跋涉丈量一座宫殿的深度，而故宫则以丰厚的文明积淀回赠他血肉筋骨，回赠他取之不竭的写作宇宙。在这座庞大的写作版图中，一百年的故宫博物院、六百年的紫禁城容纳了无数人与事，无论王公贵族还是方技百工，在时间面前皆为平等的微尘众生，自顾自演绎着笑泪悲欢、生死歌哭。他们被作者的妙笔一一召回，在故宫的飞檐脊兽、砖瓦字画间，重新拨响灯影人声。这些构成了辑三《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的精彩内容。
祝勇在书中写道：“进入故宫以后，我和我写作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只是观察者，我自己就是故宫（的一部分），我与故宫嫁接在一起了，我进入了故宫的历史，我自己的历史也成了故宫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学的工作是从地层中发掘遗物，通过碎片还原历史的面貌，而文化考古或精神考古则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中发掘那些与历史重叠的瞬间，通过“我”与“我们”的相遇，让文明的记忆重新获得体温。祝勇成为故宫历史的一部分，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达成奇妙的互文，这正是他文化考古或精神考古的深意所在。
“从故宫到故宫”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书名。“故”有“故旧”“原来”之意，“故宫”者，原来之“宫”也，除了地理上指称北京紫禁城的朱瓦飞檐与沈阳故宫的殿宇楼台，似乎也冥冥指向精神皈依和文化原乡之所处。正如祝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前面一个故宫是沈阳故宫，后面一个故宫是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是起点，其实不只是指沈阳故宫这一个点，而是代表我那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故乡，那里是我生命和写作事业起步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扶持过我的编辑们，有的编辑，已经成为我终生的朋友；北京故宫不是终点，但起码是一个阶段性的结点，它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浩大与渊深，值得我把自己的写作生命奉献给它。”祝勇将故宫比作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呼兰河、高密东北乡，他在故宫中“寂寞而诚实”地劳动着，写《旧宫殿》，写《血朝廷》，写《国宝》，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写《故宫的古物之美》，写《故宫的古画之美》，写《故宫的书法风流》，我相信他还将一路写下去，在个人的书写中呈现整个世界。我惊叹于他将个人记忆锻造成公共历史的笔力。这份从个体出发又终抵文明的写作恰好印证了他在书中所言，“我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选择，又从人的选择中看到了未来”，文字承载着一个人的来路，也映照着整个民族的归途。
我在《文学的摆渡》一书的后记中曾经感叹，文学的世界幽微精妙，秘响旁通，文学的摆渡无处不在。文学的摆渡充满了主客交互的显影和折射，个人、历史与世界的种种精彩尽在其中。某种意义上，祝勇也是故宫的摆渡人，他渡无数人走近故宫的浩瀚历史及其承载的文化意蕴，而故宫也渡他走出个人的漂泊与迷惘，终于寻获自己的精神根系所在，那就是丰沛深邃的中华传统文明。祝勇“背负着文明奔走”，“平静而坚定地投向未来旅程”。
（本文作者为苏州大学教授）
